1988这一年联想首次向社会招聘人才，在《中国青年报》登了个广告，孙宏斌、杨元庆、郭为等58个高校毕业生就是那年来应聘的。
孙宏斌、杨元庆、郭为
在联想发展历程中，柳传志一直很注意培养提拔年轻人，但第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接班候选人并非现任联想总裁杨元庆，而是现今的融创投资集团总裁——孙宏斌（北大研究生）。
孙宏斌
1989年夏天，孙宏斌还是刚加入联想的新人，因为在铺设销售网络上的表现而获得柳传志的青睐和支持。柳传志调走对孙不满的老将，25岁的孙宏斌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是他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外地分公司的人由孙宏斌选任，财务不受集团控制。但是分公司没有协调好与集团各个部门的关系。
当柳传志发现孙宏斌讲话缺乏逻辑、山西口音又很重时，他就逼着他每天到自己的办公室讲一个故事。要知道，那个时候，柳传志的上班时间是有多宝贵，他可能忙得连会议都顾不上，却花时间听他讲故事。可见他很器重孙宏斌，而在业务经营上，当孙宏斌跟主管供货的业务部的经理出现矛盾时，柳传志也站在了孙宏斌这一边。
很多集团老员工发现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有帮会行为、分裂联想、联想要失控，双方矛盾激化。孙的属下在会议上建议他转移资产，自立门户。柳传志收到通风孙要卷款而逃，就报警举报他挪用公款，孙宏斌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从总公司拨款到控制的分公司，个人贪污行为），孙宏斌被判刑入狱五年，后获减刑一年两个月。
关于孙宏斌当时在联想的位置外界有一种误读，认为他位高权重，已隐隐可以与柳抗衡，但多位联想旧人透露，当时还是老同志全面掌权，而提拔年轻干部的过程中，郭为都要比孙宏斌地位高多了，孙宏斌只是一个市场二部经理。“假设当时联想有100斤重，孙的分量大概最多5斤左右，柳根本犯不上算计。”
现在两人谈及往事时，孙宏斌表示：“其实我觉得和柳总的关系，已经可以盖棺定论了。我有今天，特别感谢他，柳总这些年对我算是亦师亦友吧。有时候觉得像长辈一样，亦父亦友。有些人胡编乱造（流言），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人家这么说）这也没什么好办法，但对柳总很不公平。”
“那时候在联想，柳总很看的起我”，孙宏斌回忆：“柳总当时说：人有三种，第一种，自己能干成事的；第二，能带着一群人干成事的；第三，能审时度势的，一眼看到底。最后这种人很少，小孙是其中之一。当然，他也批评我，做事不留余地。”
“我那时年轻气盛，这件事本身，就是带着一群年轻人，想干事，也没想干什么坏事，结果过激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说不定还会这样。”他特别理解柳传志当时的做法，因为“柳总这个人，联想比他的命还重要，在当时情况下他如此反应，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更符合他对联想的感情。”
柳传志认为，当年情况是“孙要从一个大船里面造一只小船出去，那怎么能行？破坏力会很大，当然这涉及到分量问题，就像一个人每天吃半斤饭，这里面有一两是有毒的东西，分量不大，但危害性很大，主要是这个问题。小孙这个人做事没有留余地，他的风格就是往前冲冲冲，这是性格使然。”
柳以爱才、识才、善于培养人才著称，但若有人触犯其原则与底线，他也会施以霹雳手段。
1994年3月，在一个饭店，31岁出狱的孙宏斌约50岁的柳传志见面吃饭。孙宏斌回忆，那一次见面倒也没什么尴尬的，自己是诚心诚意认个错。
“他为什么还愿意见我呢？大概觉得我这人还不错。即使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对我也很欣赏，柳总这种地位，不是我想和他走得很近，就能走得近的。”除了认错之外，他希望柳能支持他东山再起。
“我也知道他会支持我。我的头当然不愿意轻易低下去，但明白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事，我和柳总说，最重要是看我以后能不能吸取教训”。
柳传志：“他在里边没有自暴自弃，还想学好，出来继续做事，这点很不错。”孙宏斌说当时见面后联想给了他一笔钱50万，他创立顺驰，做房地产中介业务。这笔钱是按照借款走的，还打了欠条，后来把钱还上了。
柳传志欣赏生命韧性特别强的人，有一次他曾和朋友开玩笑，请大家猜他最敬佩的人是谁。“他们谁也想不到”，柳传志说，其答案确实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个人居然是刘晓庆。原因是刘晓庆坐牢时，坚持锻炼身体，学英文，一圈圈地跑步，出来依然活得很好。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柳传志在会上告诉全体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1989年柳传志(右二)工作照，柳传志：“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1989年11月14日，柳传志在联想做了阶段性总结，“瞎子背瘸子”是他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
柳传志说，香港联想是3家公司合资，综合3家公司优势因素，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柳传志向计划部门去申请生产电脑的批文，但根本拿不到申请单。直到1990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才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联想获得机电部批准，终于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
联想第三代电脑
后来香港房地产涨价，柳传志把工厂搬到了深圳，当时的海关人员给了联想很不公正的待遇，凡是联想送货的车一到，海关人就出来查查，查完了以后重新排队，后来就下决心迁到了惠州。柳传志说，当时的困难和今天创业完全不同，但要不是憋着一股我非做成不可的劲儿，早就坚持不住了。但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动摇过，就想尽办法过这个关。
另外也要经受住诱惑，比如当时联想组装电脑要进口元器件，进口就需要有批文，联想发现倒卖批文赚钱比做电脑容易多了，很多人第一桶金都是这么来的，但柳传志下决心不走当时一度流行的搞批文、弄平价外汇、走私的路子，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兴旺、“炒地诱惑”袭来，他坚持“不赚不长本事的钱”。
深圳联想公司
1990年前政府保护电脑工业，不让外国品牌进来，结果是国产的质量差得一塌糊涂，影响到各行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90年政府把进口电脑关税大减，由200%减低到20%，取消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希望各行各业都能用上好电脑。
随着国外PC品牌IBM、康柏等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商家关门倒闭，国产PC业面临危局，长城电脑衰落了。
长城电脑不敌国外电脑，市场日渐萎缩
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虽然联想的电脑核心部件全部购买自外国，只是一个装配工厂。联想成立了电脑事业部，对外以民族品牌宣称。
这一经历让柳传志总结出“提前动手拐大弯”的经营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后来各个发展时期。“机会的存在就是要在你做好眼前业务的时候，提前开始进行环境的研究，然后提前动手，拐大弯。等到你企业、行业里边出现问题了，再改就来不及了。”
1992年，倪光南在联想立项开始研发程控交换机，一开始柳传志是支持技术研究的。
倪光南（左一）、柳传志（左二）在联想立项开始研发程控交换机
1994年，联想成立微机事业部，全力支持29岁的杨元庆执掌联想PC，组建微机事业部，销售联想电脑。
1994年，联想成立微机事业部
柳传志：“选接班人就像选太太，要符合两点：一要漂亮，二要爱我。漂亮，意味着能力超群，是谓有才；爱我，意味着认同企业文化和创业领袖，是谓有德。”对于继任问题，柳传志讲道，“所以，能在联想担当重任的一定是德才兼备的人。有德，就是要忠诚于联想的事业，保证联想的利益；有才，就是要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能够在企业独当一面。”
柳传志选年青人第一要看有没有上进心。
“年青人能不能被培养，上进心强不强非常重要。关键时候，他说不干了，就想学卖馅饼的老太太，挣那份钱就完了，这样的人在联想做到一定层次，到外国公司去，待遇会比联想高。联想要培养能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富强结合在一起的年青人。
比如说，看足球的人那么多，其实就是想看中国赢。我那么爱看足球，HP请我去看世界杯赛，我倒不一定去。全是外国人在踢，我看他们干嘛。老百姓看中国队踢输了，那种表情，实际上是一种爱国情。男子汉如果没有这种劲头，他就没什么意思了。企业真正要做好，总得有一批这样的人，真的是为国家、为民族富强，把职业变成事业的人。纯粹求职的人，在联想没有大的发展。”
杨元庆和柳传志
“第二，这个年青人的悟性要强。什么能妨碍悟性的发展？是自己对自己评价过高。悟性无非是善于总结的意思，但过高地看自己，容易忽视别人的经验，不能领悟别人的精彩之处，这种人挺多。有很多人有一定的能力，聪明而已，达不到智慧的程度。有的人个性很强，强到外力砸不破的时候，这个人也没有培养前途。另外，人如果不能有自知之明，同事做了八分，他也做了八分，他把他做的事看成十分，把同事做的事看成六分，他要这么看，关系就没法相处，也没法进步。”
柳传志看好杨元庆，“我自己觉得杨元庆学习能力很强，这事得怎么看，有人启动慢有人启动快。杨元庆以前在刚跟着我的时候，一说话就脸红，今天你们再跟杨元庆聊天，他跟外国人用英语谈话的时候，顺手就能先说一个笑话，做开场白，真的不是提前准备的。这说明他敢迎着最难的事往上去学。”
柳传志培养干部十分慎重，他说，“杨元庆、郭为那个时候，公司人少，他们又特别出类拔萃，很快进入重点培养对象。但今天有这么多年青人，怎么选择，倒是我很费脑筋的课题。”
1994年，柳传志和倪光南（公司专家，负责联想汉卡和联想微机的研制开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倪光南想的是，联想应该对标国际上的英特尔，全力开发芯片等核心的技术。柳传志认为：“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
1994年，倪光南曾在联想筹划组建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业内有人这样评价，如果倪光南为联想筹划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能顺利组建并发展起来，同时基于联想+复旦大学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联想不仅在国内几乎找不到对手，还将能更早地推动中国的芯片事业发展和提升。历史是柳传志把资金投向房地产、白酒等这些行业上，作为商人，柳是非常成功的
两人在公司发展中曾经同甘共苦，现在却反目成仇
这件事情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联想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柳传志认为倪光南是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则说，“我永远和你没完。”
倪光南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举报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上市的时候玩了“阴谋”，北京联想借给导远公司的552.58万美元，实际上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2亿资金。如果倪光南反映的经济问题属实，柳传志会进监狱。
导远公司借债持股虽然是柳传志一手策划，但整个过程的细节，柳传志随时向中科院汇报，在取得中科院的支持之后才实行自己的计划。因此经过几年反反复复地调查，从中科院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国家监察部到国家审计署，最后到中国证监会，所有的调查都没有发现柳传志违法违纪的问题。面对倪光南的上告，柳传志由伤心转化成愤怒，在公司会议上柳传志发言时几度落泪，首次把公司奖励给自己的房子，自己转赠送给倪光南的事说了出来。
最终结局是联想董事会免去倪光南总工程师职务，柳传志成为“联想教父”，加上联想股份制的顺利完成，他成为联想真正的主人。
1994年2月14日联想股票在香港上市，联想品牌首次在海外财经市场亮相。
1994年联想在港交所上市，左三为柳传志
1995年中国电脑销量110万台，联想占10万台。1997年联想卖了43万台电脑，成为中国市场第一。
1997年，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合并，柳传志先生出任联想集团主席。
柳传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天回忆真正最大的艰难，就是我肩跨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领导工作的时候，这两家企业又没能合在一起，在领导力度上给我带来了很大问题。”关于这段1994至1997的双线作战经历，当时柳传志的身体极为糟糕，和倪光南的闹矛盾，外国电脑厂商强势进攻中国市场，原本以进口AST电脑为主业的香港联想管控失当，1995、1996两年亏损2.5亿港元。
柳传志并不满足于一个联想，他想要的是公司的多元化发展，他曾多次表示，“要再造一个联想”，在他的版图规划中，杨元庆掌舵的联想集团是第一个，郭为的神州数码是第二个联想，朱立男的君联资本是第三个联想。而在将联想集团交到杨元庆手中后，柳传志开始逐渐将精力都放在联想控股上，专注从战略层面寻求联想的发展方向。
1998年，柳传志的女儿，北大读二年级的柳青拿到了康柏公司的奖学金，去那里的市场部暑期实习，而这家公司还是联想强劲的竞争对手。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却从来没想过去联想实习，因为她知道联想有个不能违反的“天条”：子女不得在公司任职，哪怕是实习也不行。
柳青和父亲柳传志
她早就习惯了父亲的这种要求。朋友有时候会托她找联想办点事，每次她都会先问父亲，这件事情是否违反联想的“天条”。
柳传志：“我1984年创办联想的时候，是和计算所的一批老同事，我们一起出来的。出来以后，那个年代上大学最好的专业大概就是计算机，我们又是计算所，都是做计算机的，子女学计算机的人也多。如果孩子们都进公司以后，我相信会影响公司的管理和发展的。一些互相联姻、盘根错节还能管吗?所以整个公司就做了这么一个规定，所有人都要遵守。
我爱人有点意见，也没有什么。比如像我的孩子，一个在北大，一个在北邮，都算是在中国名牌大学里学计算机。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个在哈佛，一个在哥伦比亚。毕业以后，他们都按照预定的规划在美国电脑公司工作。我儿子当时在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工作，工作以后那个公司希望通过他来成为联想的供应商，他自己就觉得很为难，不愿意，最后的结果是他干脆辞职了。”
幸福的一家四口
在柳青看来，父亲柳传志从来都是“说到做到”。“我小时候挨父亲的批评，经常都是因为说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却没做，他发现了就会很生气。”柳青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说好9点钟出门，她和母亲有点磨蹭，父亲就着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促她们。
父亲是一个考虑事情很稳妥很全面的人，“以前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每当我爸提出目标的时候，我妈就会挑战他。不过，时间长了她也发现，我爸确实是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而且留有余地。”柳青开始做投资之后，父亲给她的最大忠告也是不要光看被投资人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个原则对她有很大的帮助，让她避免了走弯路。
女儿柳青
柳青和老公都是搞投资的，经常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很多时候，他们的3个年幼的小孩就只能委托双方的父母照顾，事情既多又杂。于是，父亲又把自己在联想的那股子劲头带到了家里。他委托自己的司机“任总”作为大家庭的“后勤CEO”，还专门为后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和考评体系，每个季度，家庭成员都会按照KPI给司机和阿姨打分，加权计算出得分，然后任总召集所有后勤人员一起吃饭，根据得分给他们发奖金。
柳青和父亲柳传志一起出席活动，右一是爱康国宾董事长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柳青对自己家的阿姨的表现很满意，想直接给她发点奖金。结果父亲却说这么做不行，既然家里已经有了制度，也给了任总授杈，发奖金这件事就必须得到任总的批准才行。即使在家里，他仍然是个较真的老头儿。
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出神州数码，并分拆联想集团，将两大块业务分别交给两个年轻人，再到联想控股的多元化发展，让杨元庆、郭为、朱立南、赵令欢等人各自成为几大业务的掌门人。次年神州数码上市，先后设立联想投资和融科智地。
2001年，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核，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用历年积累的分红购买了公司35%的股权，创业者们和骨干员工成为了企业真正的主人。
2002年，柳传志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在联想控股旗下的5家公司中，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仍然专注于IT领域，而另外3家则有着浓厚的投资烙印，它们分别是做房地产的融科智地、做风险投资的联想投资和做并购投资的弘毅投资。）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
联想宣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柳传志：“我们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去并购一个100亿美元的IBMPC业务很不可思议，股东很害怕失败。员工股东分红是主要收入，如果失败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科学院的领导也非常慎重，后来把拍板权交给了我，压力也是很大的。
一个风险是，IBM的笔记本电脑ThinkPad，明显比其他竞争者水平高。我们买了以后，他的客户是否会认同，会产生什么情况。第二个是员工流失的风险，我们买的不是工厂，而是一个架构，收购后是否愿意继续为联想工作，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是文化磨合的风险。过去IT行业并购的成功率在25%，更大的风险多是业务磨合。一般多是大公司并购小公司，前两个不存在，但不同国度的人在一起怎么工作，谁听谁的，形成一种什么文化，都是需要考虑的。”
“联想并购IBM全球PC业务，外界在鼓励我们勇气的同时，对并购的结果都不看好。但我们就是坚决去做了！中国，需要有更多企业不断壮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后几经波折，生死角逐，2013年，联想集团个人电脑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一，为中国企业争了光！”
联想与IBM谈判，在公司全球CEO人选的问题上联想作了让步，接受了IBM推荐的IBM副总裁斯蒂芬•沃德。当时如果联想当时不接受这个CEO，并购谈判可能就此终止。
联想并购IBM全球PC业务签约的照片，“我们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给中国人争光，如果企业死了，就什么都别谈了。我认为元庆和他的管理层对业务认识得非常深刻，而我们也把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怎么解决尽可能地想清楚了，就算真的出现了大的问题，不至于这个公司垮下来，不至于出现灭顶之灾。如果不并购，联想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很可能就会沦落成一家很平庸的企业。”
柳传志：“这场并购对于联想要成为伟大的公司至关重要。为了能够把握住这次并购良机，而且，如果收购后立马换上中国的领导，海外团队不认可怎么办？品牌的认同也就是品牌价值出现流失怎么办？”联想最后接受了这位来自IBM的CEO，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后柳传志辞去联想集团董事长职务。
2008年，联想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榜单，这在中国民营企业里还是第一家。但08年底，联想出现巨额亏损，董事会问责，几经辗转，柳传志最终得以任命杨元庆重新担任CEO。联想终于回到了预定的轨道上，找回了有“联想魂”的企业领导人。
杨元庆
2009年一季度，联想集团亏损2亿多美元，而且已是连续两个季度亏损，“眼看着就到了悬崖的边缘”。杨元庆在2009年2月把掌舵权交给柳传志，柳传志再度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改任CEO。
柳传志当时表态：“我作为联想的创始人，应该讲联想就是我的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的时候我出来，应该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人事变动宣布的第二天，联想股价大涨11%，此后两天保持持续上涨，联想得以“止血”。
7个月后，联想发布2009年第二财季业绩，称该季度实现净利润5308万美元，结束了三个季度的连续亏损。柳传志出山时的承诺“一年内实现扭亏为盈”就此提前实现。
联想转亏为盈
2011年11月，柳传志功成身退，卸任董事会主席，担任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把帅印再度交给杨元庆。
柳传志离开联想集团时，对杨元庆说：“我把命交给你了。”后来在参加电视节目中柳传志说道：“杨元庆其实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办联想整个过程中，有很多大的风浪其实是我们一起共同渡过的，现在联想其他几位领导人，包括郭为等等，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共同谱写了联想。”
柳传志退休后，他表示，培养、扶植合适的接班人是他安心退休的重要原因，“我对元庆率领的管理团队非常放心。”
2011年联想集团CEO杨元庆以每股3.95港元的价格，用贷款的方式，从母公司联想控股处购得7.97亿股联想集团股票，其个人持股份额从0.7%增至8.7%，成为联想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
在柳传志看来，对员工的激励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中，对掌管着公司战略方向、未来命运的核心骨干的激励，应该是长期的，这样才能真正把个人与公司的命运连在一块。
柳传志说，杨元庆买了股份以后，不需要担心他会不会为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操心了，因为，杨元庆一定会把自己作为集团真正的主人而工作。
柳传志已经完成了他们那代企业家的使命，他走“贸工技”路线，是因为创立之初，联想先要活下去；如果当初选择走“技工贸”路线，联想可能早已毙命途中；他选择做大，是希望联想有足够的体量抵御风险；他选择杨元庆，是因为杨元庆在那时候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他手中只有杨元庆。
关于怎么做一个合格的CEO？
柳传志：“有的CEO对木桶是怎么形成的都弄不明白，那是不行的，明白了以后长板短板哪一块最起作用也得明白，有的企业家有时候亲自去补那个短板，或者去拔高长板是不够的，那个都是COO的工作。CEO要站在木桶上边，用我们的话叫‘退出画面看画’，退的远点儿，看木桶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就是把商业环境看清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而不仅仅是站在木桶边，那就出了柯达胶卷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一个大企业的CEO，必须得提到一定的高度，像马云、马化腾都做的很好。”
2012年6月18日，柳传志辞去联想控股总裁职务，任命公司原常务副总裁朱立南为联想控股总裁。
2013年10月，全国工商联60华诞，柳传志获“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
2013年，柳传志在企业家团体内部提出“在商言商”，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以及很多质疑的声音。
在公众心目中，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领袖的形象代表，却发言说自己“只是一个商人”。“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领袖）。正好，我非常愿意回到商人的位置。”柳传志说，他恪守这样的底线：“但凡是影响到企业，危害了企业或者是危害到员工的利益，那我就不说了，这就是在商言商。”
他在对外塑造“只是商人”的公众形象，在企业利益与社会贡献方面，他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他不希望别人把他看得那么重那么高，“过去从历史上就说无奸不商的这些话，我就是个商人，而且我就要做一个讲诚信的商人便又怎样？”
在联想系内部，柳传志像一个大家长，牢牢把控企业的方向；在外部，柳传志更多时候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会关注很多企业家的精神动态。他说他非常愿意做“商人”而不是企业家，或者所谓的商业领袖，虽然这个位置给他带来荣耀、满足、认可的同时，也会带来风口浪尖的争议。
2014年，70岁的柳传志患了癌症。
柳传志：“其实人活的就是个心态，真的就是个心态。大家都知道我肺部做了手术，但我知道这个状况后心态最平和。
这点我敢吹吹牛，通知我得肺癌是哪天呢？是我七十岁生日那天。元庆他们前一天晚上给我过的生日。4月30号早上，公司高管还有医生到我家，约见我、我太太、我儿子，和我说：很不幸，经过检查发现你肺里面有可能是得的肺癌。
当时我大概是所有人里最镇静的一个，人生无非就是匆匆过客，酸甜苦辣都尝过，觉得很幸福了。
我问了大概一些情况，问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医生说手术时间已经安排好了：5月14日。我说好，那就做手术。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很镇定，为什么能这么镇定呢？
之前我们到牛根生那里做理事互访，做了一个游戏，给每个人一张纸，假设飞机引擎坏了，要失事了，可以留下一段遗嘱，或者想说的话，我当时很认真的想了半天。我就想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是个很幸福的人。
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40岁时候能赶上改革开放能让我办公司，假如当时我不是40岁，而是50岁，那就什么都玩不成了，而当时40岁赶上了改革开放，能做事情的年龄，事情做的也不错，家里对我也不错，同事也不错，朋友也很多，这辈子值了。
人生无非就是匆匆过客，活多长都是活，酸甜苦辣都尝过，觉得很幸福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一直心里也比较平静，恢复的也不错。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面对。”
“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太值，我经历过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也承受住了我年轻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裕生活”。
2015年6月29日，联想控股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
柳传志：“对于一个立足于长远发展的企业，只有保证继任者的主人地位，真正以人为本，才有可能让联想控股按照自己的目标发展。”
联想控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左六为柳传志
柳传志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和他一贯的对于管理的重视也是分不开的。他的投资理念叫“事为先，人为重”，前者是说，要尽量选择增值空间大的行业去投资；后者是说，人不行，好行业也做不出好企业，人如果非常出彩，中等行业也可能很出彩。
2015年12月16日，柳传志出席了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担任嘉宾。
左二为柳传志
2016年12月28日，柳传志的儿子，46岁的柳林终于结婚了。
柳传志在儿子柳林婚礼上的发言（点击蓝字即可阅读）
柳林出生于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在联想投资跟着实习了半年。
柳传志夫妇和儿子柳林（左一）
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将依法重审张文中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柳传志特别激动：“‘纠正一件错案，胜过一沓文件’，重审不能光认为是司法部门的事，而是19大在法治领域的阳光的穿透。”柳传志说：“保护良币就是对企业家最好的激励，但是别把劣币一起保护了。对于不法奸商，特别是危害食品安全、药品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对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不能宽容。”
记者问柳传志“难道您就没有什么担心的吗?”他回答：“也有担心，就是怕（国家）走回头路。我见过1956年的公私合营，在天安门举行游行，所有资本家敲锣打鼓，欢欣鼓舞，但回家抱头痛哭。很多人欢呼把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但收归的结果就是‘大锅饭’，最后整个国家穷下来。”
“文革”时，一个对柳传志非常好的中学老师被枪毙了。“我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一关，那样的惨事多了。如果后人不知道花了这么大代价才换来的血的教训，那就非常让人担心。”柳传志说，他觉得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时期，风气正了，对企业家作用的认识也最积极和全面。关键是一步步落实，真正营造出适合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空间。柳传志觉得“现在的温度比任何时候都适合孵化小鸡”。
柳传志的文革回忆（点击即可阅读）
2018年10月，柳传志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荐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之一。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柳传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柳传志：“其实我现在心里边比较大的遗憾，目前联想集团在这么剧烈的竞争当中，科技推动产品价值的这部分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为我们既然是科学院计算所的企业，就特别希望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突破，而这种突破不光是技术水平高就能实现，要跟很多东西连在一块儿，比如跟你的资金能力，销售能力连在一块，也就是说你东西再好没有能力推广，没有资金做支持也不行，而我们过去全方位地比人家落后，所以我们要不停地积累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现在一定程度也差不多了，但是在科技创新上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这个我觉得多少是遗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遗憾，但是早晚是要爆发的，早晚会做出来的，但是没能在我的手里实现，这个是遗憾。”
柳传志退休后坦言“只想做个快乐的老头”，现在，柳传志经常和几位老朋友一起打高尔夫，他说自己的成绩还不理想，还需要加强练习。平时他的业余爱好除了运动就是看点闲书、聊聊天。
“我现在的开球距离只有一百六七十码，最好成绩是88杆，亚龙湾球场，但我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打得更好。打球比游泳更适合我，游泳太枯燥了，一天游1000米要花三四十分钟，来回游实在很闷，加上我去的是小区泳池，人很多，没有什么私密性，也不像高尔夫那么有朋友之间的竞争性。
我太太打的是纯粹的快乐高尔夫，她从来不跟人较劲。原来的教练怎么教，她就怎么打，现在动作也不错，成绩稳定在红Tee90-100杆之间。她对高尔夫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只是为了陪着我锻炼。
与妻子龚国兴，少年夫妻老来伴，难得的与之偕老，恩爱白头
我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陪她，有了高尔夫之后，两个人坐着球车聊聊天也挺好。一般的夫妻档会因为打球吵架，我们绝对不会，她对我永远鼓励——哪怕我打得和她一样远，她也会说：‘你打得真远！’我打得也是快乐高尔夫，但和她不一样。她是打一杆算一杆，从来都高兴；我如果输给她，我就不高兴，但当时的不高兴激发了我更爱打，更高兴。”
开心打高尔夫的柳传志，他说打高尔夫要记得对球童好一点，他们很辛苦
快问快答——Molly问卷
问：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你自己。
柳传志：有追求，抗击打，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问：职业生涯中你觉得有遗憾的事情吗？
柳传志：最遗憾就是刚一开始办公司的时候，太着急，所以身体弄坏了。
问：您会在意后人对您的评价吗？
柳传志：不在意。
问：您会更加希望后人怎么来评价您呢？
柳传志：将来历史会证明我们都是凡人，所以不在乎别人评价什么，我很在乎我们柳家子孙后代怎么评价我。
问：那您希望您的子孙后代怎么评价你呢？
柳传志：这老头儿不错。
寻找最有价值的传承
摘录——HRBC：一家公司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发展节奏？
柳传志：“做企业不要太受外部因素的左右，自己需要心里有数。如果我要受外部因素左右，我早就响应国家号召，投入到前瞻性的科研里；可投研发的话，钱从哪来，现金流转得起来吗，你给我投钱吗？
你说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三星？像三星那样，就必须用八、九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大批地投入；还得经受得住实战的考验，一度跟人打仗还赔过几十亿美元。
联想现在有这个能力吗？联想集团现在的现金流虽然有42亿美元，但其中20多亿肯定是要做流动资金备份用的，不敢动；其余的20个亿投了，明年万一亏了，立刻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
因此短期之内，民营企业在这种事情上确实不敢投。我自己心里清楚，外界爱说什么说什么。很多人老拿我跟（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比，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这样的事。
任正非还很谦虚，说他在核心技术上差得很远；可能确实是，但他确实敢于把力量集中起来，去突破制高点。
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完了，咱们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损失，最多只能损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损失。这种求稳的做法，就是适合我的性格，适合此刻在中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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