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名,贵人相助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是明朝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张居正家境一般,父亲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是一直未能中举当官,所以从家庭背景上来说他其实是草根出身。但是张居正天资聪颖,5岁识字,7岁便能通六经大义,被誉为荆州神童,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最为幸运的是,他求学从政的关键时刻总能遇见贵人,最终完成了扶摇直上的神话。
12岁,张居正遇见了当时荆州知府李士翱。当时,年幼的张居正还叫张白圭,曾祖父为他取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这一年,张白圭报名参加童试,在考场外偶遇当时的荆州知府李士翱。彼时的荆州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一职,“市委书记”李士翱以文庙门口古树为上联说道:“大文庙,两棵树,顶天立地”,张白圭举举手中的竹篮答到:“小学生,一支笔,治国安邦。”引满堂喝彩。两人对对子的佳话也被当地百姓传颂。
童试结束,李士翱阅卷时发现其中一份答卷虽笔锋稚嫩却鞭辟入里、条理清晰,便去查阅考生信息,不料答卷者竟然是那天在门口和自己对对联的小孩,惊奇之下,李士翱反复看着张白圭的卷子,越看越爱不释手,便起了爱才之心,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在张父面前建议“少年才高,前程远大,不如趁这次进学之机,更名叫张居正吧。”期许他要勤奋读书,留意民生疾苦,一生一世秉公居正,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至此,张白圭正式改名为张居正,并做了补府学生。
李士翱对张居正的格外看重还表现在把他推荐给了湖广学政田顼(相当于省教育厅长)。田顼把张居正叫来,当面布置了一道面试题目,让他写一篇《南郡奇童赋》。张居正对题目略微思索片刻,随即下笔,龙飞凤舞,一挥而就,这篇赋文让李士翱和田顼都拍案叫绝。正是由于李士翱和田顼的赏识赞誉,更让他成为在整个湖广地区尽人皆知的人物。
13岁,张居正遇见了湖广巡抚顾璘。这一年,年少风光的张居正报名参加了乡试。时任湖广巡抚同时也是江南才子的顾东桥怜惜张居正的才华,认为刚过童试便马上挑战乡试的张居正应该多加磨砺心性,巩固知识以便在下一次考试获得好的名次。在与张居正交谈时解下犀带赠予他,并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所以加以阻挠而使其落榜。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
23岁,张居正考中进士,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遇见了日后的恩师徐阶。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重臣徐阶是他的教习。徐阶本身就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逐步走上了“进士—翰林—大学士—首辅”的政治道路。
曲线往上的政治道路
张居正以庶吉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学习,彼时内阁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作为内阁重臣徐阶的学生,他知道的政治内幕更多、更深刻。
年轻的张居正在嘉靖二十九年的时候请病假回到了故乡。他是抱着远离政治的心态离开了京师,决定去体验一下山川豪迈、世间风景。但他终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更是被“贵人”们寄予厚望的关心国家发展的有志之士。在一路游山玩水中,他看到更多的是“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三年后,他决定回到政坛,通过有利的政治手段实现理想。
彼时内阁权利交替,严嵩把持朝政的后期,礼部尚书徐阶已升授大学士,作为严嵩之下的第一人,当严嵩倒台后,徐阶顺利继任了首辅。张居正辅助他的老师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同时也获得了相当的声望。随后,作为现任首辅的左膀右臂,张居正的官阶晋升之路可以称之为扶摇直上。
1564年,徐阶推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即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的侍讲侍读。这一步在张居正的职场生涯尤为关键,在裕王府邸期间,他又任国子监司业一职,接触到了大量未来大明官员的候选人,为人脉圈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既站队正确又前景光明。
两年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4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虽然1568—1572年间张居正周围的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但未来首辅在政治方面无疑是有天赋的。首先是老师徐阶退休,接着,老师的对手高拱重新控制了内阁大权兼掌吏部事务,张居正作为徐阶亲信身份必然会受到刁难和打压。
面对政见立场不一致的上司,张居正采用迂回政策,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向万历生母李太后进谗言,让李太后认为高拱危及小皇帝万历的地位,最后由太后下令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1572年,万历皇帝继位,47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光辉职涯。
在其位,谋其政
我们从历史教材里的关于张居正评价只有短短的一段:“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阁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并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然而,张居正死后却遭削夺官秩,抄没家产的厄运。对张居正改革成败及身后毁誉进行探究批判,将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历史教益。”
而他的工作或者说是功绩,要从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巩固国防。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通过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收集信息、指挥方略,一方面奏疏皇上纳降,另一方面授意祟古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其后,平安护送俺答汗的孙子安然归家并签署协议友好相处。次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明朝北方边防得以巩固。
第二,整顿吏治。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第三,赋税改革,改善财政。主要措施是清查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清查土地从万历六年开始,皇帝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也大大增加。“一条鞭法”则更为大家熟悉,高中教科书有写,删繁就简,主要是统一征收土地征收税和徭役,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方案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
世间已无张居正
在如今以结果为导向的职场里,跌宕起伏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记住,但是好的成果必然能获得大家的信赖。
张居正的才干可以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张居正之前的16世纪的明王朝,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各地往往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引起军队哗变,甚至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国家国库空虚,在边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无所为。
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400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250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
他任用戚继光等裙带关系,让这些将军、能吏在职十年之久,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坚定的贯彻了其个人意志;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层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帝国各地的下属小弟写私信,授之方案,然后作为皇帝顾问,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没日没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为这个暮日帝国操劳,补救这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为明帝国带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士,也带来了久违的效率。
人无完人,张居正也因为一些原因被后人诟病。
他的改革不彻底,甚至说他只是在靠一己之力进行修补。作为内阁首辅,限于明朝政治治理框架,他没有立法权,不能创撤机构,甚至无法修改官员薪俸安排。作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内阁首辅,“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要做事,必然要“弄权”,祖宗制度不可改,那只有靠个人“威望”来号令百官了。他当政期间,对全国官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整个明帝国官僚系统的效率是被他靠个人能力硬压出来的。当然,他死后,这种反弹是空前的,他的身后名声也就不可能好。
人们说他生活腐化,贪恋钱财。据刑部当时所列的清单,张居正死后查抄张家所获,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这与神宗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110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据估算,若是把张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有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
总的来说,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经理人,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延续了明王朝半个世纪的气脉。
资料来源:知乎、百科、《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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