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桂云在她家灯火通明的客厅里，戴着墨镜接待了我。
和桂云相识是在高中，我在一班，她在二班，那个时候并不熟稔，真正熟悉起来，是上了班之后。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十月份，县城唯一的国营棉纺厂招工，人数四百人，女工占四分之三，条件是初中毕业，十六周岁至二十二周岁，身体健康的非农业人口。
我们上的高中是县城里的第六中学。那个年代孩子多，每个村都有小学，三四个村就有一个初中，每个乡镇都会有一所高中。其实除了县城里的一中外，别的高中教育水平都不高，尤其是我们上的那个六中，就更像是打酱油的，看学校的老师就能知道：从高一到高三，正式教师就三个人，还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教师，教的科目除了语文就是历史地理之类，数理化和英语的教学，都压在几个考了好几年大学都没有考上的代课老师身上。
试想想，自己都考不上大学，既没有经验表达能力又不强，尤其是教我们英语的男老师还是个既害羞又口吃发音还不清晰的男生，要想把我们送进大学，真能难为死他们了。
就这样，那则招工信息一发布，我们这些沾了当教师父亲的光，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的大都报上了名，纷纷到棉纺厂里当了工人。
我和桂云一同进棉纺厂，分到一个车间一个班，又分到一个宿舍里，原本就是同学，关系自然比别人要好。那间筒子楼住了我们六个人，除了我和桂云，其中有两个是亲姐妹，一个东北人，是个厉害角色，和那两姐妹甚好，尤其是后来她们谈了男朋友之后，三对情侣经常在我们宿舍煮饭吃。
剩下的那个叫春霞，也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闺女，那三个人走的亲近，我们三个自然也就成了一伙的，对那三对情侣没有公共意识的做法，我们经常在背后愤愤不平。
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到我们都各自成家后，逢年过节三家人还都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多年。
我家儿子上大学的那一年，春霞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再聚会她的丈夫就不再参加了。再后来我的婚姻也有了变故，再聚到一起时就是我和春霞自己带着孩子，只剩桂云一家是完整的了。
前年年后聚会，春霞的女儿早已结婚有了娃，我的儿子不愿参加，三家人的聚餐只剩下四个人，我、春霞、和桂云两口。这两年我不在家，那次分别后很少联系，去年过完年我就去了省城上班，没有人提聚会的事，也就没有再聚。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回来参加一个同事女儿的结婚喜宴，遇到了戴着墨镜的桂云，结束后去了她家，聊起了以前的事，才知道之所以年后她们俩口没有张罗聚会，是在年初三的时候，她就去了省城医院了。
她的眼病是年前出现的症状，本以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年后去看病，没想到年初三病情加重，赶紧去了省城医院。
我原本以为我们的关系变淡，是因为我的不礼貌所致。事情是这样的，桂云的老公和我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所以他经常在微信上和我聊天。但我婚变的事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一聊天没有别的话题，除了你老公给你挣大钱了，就是你家的钱是不是太多了长毛了吧，要不要我去帮你晒晒之类的话，我一点都不爱听，但一直没有理他。
那次他又说这种话，那天正赶上我心情不好，怼了他一通，话有些重，他没再说话。但从那之后，不再和我聊天。
心里怪自己小肚鸡肠，这么多年的朋友，应该常联系相互间多帮忙照顾才对，朋友有病自己竟不知道，有点对不住“朋友”这两个字。
那种愧疚从去年见面一直到了现在，所以今年一过完年，我就和桂云联系。戴着墨镜的桂云谈的还是过去纺织厂的话题，思维跨度很大，前一句是纺织厂同事的事，后一句就转移到了她家弟媳的身上，听的我云里雾里，捋不出头绪。
没戴墨镜的桂云老公态度淡淡的，话已不多，没有了那些年的亲热劲，就连笑容也有些勉强，心里的不乐意一眼就能看出。
几十年的朋友了，不需要伪装，五十多岁的中老年，在各自的鸡飞狗跳里疲惫不堪，已没有必要和心情伪装。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维护，再亲密的关系，要想破坏它，几句不中听的话也就够了。
而这个年龄，心境已变得开阔，看淡了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成了人生的主题，不再纠结于任何人和事。
这样甚好，一切关系随缘，缘来珍惜，缘去淡然，人生已过大半，都已活成了老子老庄，我们在通透和豁达里，各自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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