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是1989年创办的，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家里人没有捐献一分钱。
我的钱，我做主，说不捐就不捐，我们有自己的理由：
我母亲四岁丧父，那年二姨十四岁，三姨九岁，四十九岁的姥姥带着她们姐仨生活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中、俄、朝三国边境的小山村里。由于家里穷，没有壮劳力，我的二姨、三姨和我母亲是农忙季节当农民；农闲时，去上学。挨着饿，忍着冻，买不起本子和笔………就这样，二姨于1949年考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专学校，成为三姨和母亲乃至我等后辈的“带头羊”。
读中专时，在寒冷的长春，二姨只带了一床破褥子，跟同学和盖人家的破棉被，很多城里的同学吃不了苦，退学回家了。二姨从小山村出来，是姥姥顶着村里老人们的闲言碎语向已婚的大姨和大舅集资了二十元钱，当做路费去读书，没有退路，只能咬着牙含着泪坚持住的。三姨和我母亲是有样学样，一步一步“熬”着，走过来的。现在，二姨（86岁）、三姨（81岁）工作、退休生活在大上海，我母亲生前在济南的大学里科长退休。
我先生家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从山东逃荒去了内蒙古的一个小山村。内蒙地广人稀，他上初中时，上下学要翻山越岭来回走上三个多小时，冬日漫长，肚子空空，很多人坚持不下去，辍学了，先生于1982年高考回到山东读书，后来，又到北京读博士。他的同龄人，同一个村子的年青人是吃不了苦，不上学了。
母亲在时，常常和我说，村子里的大多数人是他们自己首先放弃读书，并不能完全归结为贫困，姥姥以一人之力，在四、五十年代，五十多岁高龄想方设法供三个女儿上学，说起贫困恐怕无人能够比肩。所以，我们家没有给贫困儿童捐款。
但是，我和我的家人都是积极善良的人。我对自己严格要求：遵守法律道德，乐于助人。汶川地震我捐款捐物，朋友住院需要血液，我连夜去排队献血……
我的钱是我自己赚来的，本来就不多，还要养孩子，不给希望工程捐款怎么了？你只能去要求你自己，惦记着别人钱包，仇富的样子丑死了。大热的天，还是一边凉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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