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而得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中庸》

大一上东方宗教传统的课，听老师说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为。当时就想说老师你是不是讲错了。结果发现还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个人修身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是治国的“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从小到大虽然都不知道道家儒家到底讲些什么，却根深蒂固地觉得它们是相反的，一个无为出世，一个有为入世。到了美帝，反而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既有的框架，才发现儒家道家的差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并不是说没有差别。它们的无为观念也还是有差别的）；而儒家与道家作为一个整体，即中国本土思想，与西方思想哲学的反差则非常明显。儒道都体现出中国传统价值中的最高追求：一种自发、不费劲、不强求、内外调和的境界。

回到“思”的主题。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康德，无不将理性作为人之为人最重要的属性。“思”则成了最重要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幸福、最有德性的生活应该是每天沉思，不用担心任何其它事务（而这种理想的生活只有不需要物质支持的神才能过）。康德更是认为道德判断不应依赖感觉，而是应通过理性，分析我的行为所基于的原则能否成为普遍的行为原则。对于人的行为尚且如此注重思考，对于自然的探索则更不必说。

中国的“不思”，则是一种人之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方式。中国哲学（起码就源头而言）并不那么追求用理性的方法给道德建立根基，或是认识、探索天地。西方对于理由、原因的重视，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则是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比起有“思”作为行为的源头，更重要的是有“德”的行为，若能不需要“思”就能“德”，则说明“德”已经完全内化于自身，道德对人来说不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人性自发的流露。

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又想说那些陈词滥调，什么中国不知比西方高到哪里去了。恰恰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文化内的人会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陶醉，以至于与其它文化的差异都是自己文化优越性的证明。我寻求的不是文化上的优越感而是理解，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理解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同时透过西方哲学反过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正是这些“思”与“不思”的差异让我反思，让我不情愿地承认我对中国“无为”价值的青睐不过是数不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熏陶、个人性格、经历），并不能说明这种价值本身不知高到哪去。为这个专题起“不思而得”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讨论的是哲学（应该说是我理解的哲学，而不全是美帝哲学系里的哲学），是一种“思”的活动，而更进一步我想讨论的是不同文化中诞生出来的哲学，于是有了“思”与“不思”的对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开头所讲的经历，其间我头一次站在自己的文化之外尝试理解自己的文化，体会到了中华思想中的“无为”精神。在这里我用体现了“无为”精神的“不思而得”纪念那一次理解的尝试，希望能用这种切换视角的方法，对不同哲学、不同思想、不同文化有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