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句话的训诫下，中国的富豪们一直践行着财不露富的原则，避开媒体，远离舆论，低调做人。
然而，时代在变，只要和财富挂钩，就永远不会缺少话题。
1999年，英国会计师胡润(Rupert Hoogewerf)，与《福布斯》合作，发布了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这个榜单，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把藏于幕后的富豪们，炸到了公众的眼前。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对于富豪的看法犹如雾里看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多少个亿万富豪，他们有多少钱，钱从哪里来，都成为了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
但对于一些富豪们来讲，却并不是那么享受。因为随着目光而来，并不是只有公众，还有政府的监管部门。
国美集团CEO黄光裕、光明集团CEO冯永明、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等等诸多富豪，因为各种违例被送入了监狱。而剩下的部分富豪，有人等着宣判，有人玩起了失踪。胡润的财富榜成了杀猪榜。
物有阴阳，人有两面。老的富豪倒下了一批，新的富豪却从这里看到了商机，一旦上了胡润榜，就如同金榜题名。名气有了，生意也越滚越大，甚至有人出钱买自己上榜。
2018年，胡润发布了最新的榜单，这个榜单里，中国大陆有有11万个资产过亿的家庭，其中资产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为688个。
与老一辈不同，新一代的富豪们已经暴露了阳光底下，开始追求起了更多的物质享受。
豪宅进入了他们的视角。
01
上海的汤臣一品向来有共和国第一豪宅之称，而说起它，就不可避免地谈下当年的浦东。
1995年的浦东，破败荒凉连马路都见不到几条，本地人也有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口号。而上海市政府的目的，却是要将这里做成长江经济带的新龙头。
发展经济，就要招商引资。这一背景下，汤臣集团用5820万美元拿下浦东滨江大道旁2万多方的办公用地，准备打造成顶尖办公楼。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步骤被打乱。
作为国家级新区，陆家嘴担负着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任务。与办公楼比起来，住宅反而更能即时地带动经济的发展。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汤臣集团办公用地转变为了住宅用地。
2005年，汤臣集团追加1800万美元开发土地，建成了以4幢豪华滨江住宅和1幢高级会，“汤臣一品”由此诞生。
当年10月，开盘的汤臣一品标出了耐人寻味的11万元/平米的天价，是当时上海同类型豪宅的2~3倍。除此外，不接收采访，看房得预约和验资，售楼小姐甚至直言“不是每个预约客户都会受到邀请看房。”
种种行为，使得当时的汤臣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人笑话它，就这价格，瞎了眼才会买。网上有个段子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汤臣的业主订了个外卖，外卖小哥送到小区门口，门卫朝他会心一笑：“是送给8单元601的吧”，小哥说是。进入小区后，剪草工也是一笑，“是送给601的吧”，小哥点头。进入电梯后，保洁员又是一笑，“是送给601的吧。”
小哥心想，这个小区消息也太灵敏了吧。送完后，他请教了下剪草工：“师傅，为什么都知道我是送给601的”。剪草师傅嘿嘿一笑：
“这小区贼他妈贵，迄今为止只卖出8单元601一户”
段子归段子，开盘之后的2年，汤臣的楼盘确实是买家寥寥无几，表面看起来，汤臣一品完全就是个错误且又失败的产品。
然而，判断一个人的高矮，不能光看他的影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汤臣一品，05年之后，上海的房价就在以一个加速快跑的趋势启动着，而比房价跑的更快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富人们，以及他们的身家。
2009年4月，胡润财富报告公布，认为中国有51000位亿万富豪。也就是在同一年，汤臣一品销量达到了历史巅峰，卖出了37套，销售额近30个亿。
《吕氏春秋·乐成》：“大智不形，大器晚成。”这30个亿的销售额，使得汤臣集团在他人眼中从一个“笑话”变成了深不可测的“智者”，许多开发商纷纷效仿汤臣。
在四大一线甚至苏杭等二线，所谓的超级豪宅们像春雨后的竹笋一般，纷纷冒头。动不动就亚洲第一盘、中国曼哈顿、传世精品、上流生活，也是难为帮想这些宣传语的策划们了。
任志强说过一句话，很好地描述了这些开发商的心理，“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话糙理不糙，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房价高耸如云，围墙高高伫立。富人、中产、穷人之间仿佛已经被几道分界线隔成了几个不同的世界。
看似毫无关联，却也未必。富人们偏爱的也未必只有豪宅。只要能让资本升值，多买几套普通房子也是不错的。
02
2018年4月，在香港公布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布了一份文件，公示了香港10名被宽减房产税最多的业主。
这个文件上，10位业主合共拥有40136套房产。免税最多的一位有15645套房产，最少的一位有1258套房产。
当然，最多的业主其实是一个信托基金，但是已经通过IPO私有化，基金单位全数由私人（个人或机构）投资者持有。
不提香港，单看内地，通过持有公司然后进行房产投资的富豪也不在少数。
根据某个叫统计宝网站的数据，1680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金额达到了10477.12亿元。其中，某A公司持有了其中价值758.97亿的投资性房产。
而A公司的69.87%的股份归属于B公司，B公司64.28%的股份归属于C先生。这样计算，C先生持有A公司44.9%的股份。
再换算一下，就是C先生拥有了价值340.78亿的投资性房产（758.97亿×44.9%）。然而神奇的中国资本市场上究竟有多少个C先生呢，就是不得而知的话题了。
当然，这个金额与WIND数据略有出入。但神秘的C先生们通过持有企业去购置大量房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了A股的企业只有3000多家，持有投资型房产的海外上市公司以及未上市公司更是难以统计。
在买房投资这件事上，普通老百姓顶多就是多向银行借点小钱。而像C先生这样的聪明人，除了最大化用银行的钱，还能用股民的钱，手段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条条大路通罗马，除了利用公司名义投资外，一些地域的富人团体还抱团炒房，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享誉国内的温州。
温州是个神奇的城市，因为土地贫瘠，所以被逼创业，逼出了一个个享誉全国的企业。小小温州，有着美特斯邦威、森马、奥康、红蜻蜓等诸多名企，此外，温州的锁具和皮具在欧洲市场上也是一度所向披靡。
然而在全国人民眼里，温州商业的名气，与温州炒房团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2001年8月，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上海。不探亲，不旅游，不做生意，目标很明确——炒房。
对于这些温州人的到访，上海市政府早就收到了风声，甚至指示上海房产协会，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果然，这批温州人没让他们失望，轻松砸下了5000万。两个月后，又来了一波，成交8000万。
就这样，在中国楼市这个大舞台上，温州炒房团一跃而上，而上海的这次投资，只是他们迈出的小小一步。
在后来众多的炒房热潮里，温州炒房团炒房的技巧，也给后来的众多的跟随者，好好的上了一堂课。
首先，是炒楼花。“楼花”一词最早源自香港，指的是，地产项目尚未完工，就推向市场销售。温州人炒楼花，就是直接在一些楼盘还未建好时，就用少量定金和开发商签了认购书，指定要了某某栋、某某层、某某户。
除了楼花外，一些有规划的现房也是个香饽饽。通过研究城市基建、交通地铁、重点学校迁移等市政规划，提前介入市场，囤积一些现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手上有了楼花或者现房后，炒房团就开始布局，首先会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比如开发商、中介和媒体，让大量铺天盖地的新闻的新闻布满普通购房者的眼球，同时，内部人员之间相互交易，一个房子左手倒腾到右手，把房价炒高。
被市场吸引的刚需客也好，投资客也罢，如果看不穿，往往会信以为真，开始入场。然后炒房团在慢慢抬高房价的过程把手上的楼花或者是现房顺利转出，赚得盆满钵溢，然后退出，进入下一个市场继续炒作。
通过这样手法操作里，温州炒房团向北跨越了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溯长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
由于快进快出，许多温州炒房团们的资金越滚越大，更有传言，一个温州人年初投了100万，年末变成了1000万。传言不知真假，但许多温州人靠炒房发财却是个事实。
炒房这件事，只要有资金，就能迅速开始倒腾挣钱。而认真发展企业，不仅要考虑技术更新换代，还需要担心市场风向转变，难度大了不止一点点。做实业的温州人少了，投机的温州人多了。
源源不断的资金，从温州的每家每户流入想全国各地的楼市，一笔笔成交，看似形式大好，却也未必。
《史记》曰：“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
2010到2012年，各地限购令等政策的出台，使得炒房团被深度套牢。而在温州本土，因为借贷危机，房价飞流直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有盘经历了腰斩。
断裂的资金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席卷了整个温州，抛房还贷，豪车甩卖，企业主跑路，炒房客跳楼，整个温州陷入了惨淡的愁云。到了2013年，炒房团基本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然而，在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下，房价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没了张屠夫,就会有李屠夫，倒下一个温州人，又站起了深圳人、上海人、北京人，这些城市的富人们开始组建起了自己的炒房团，对财富开始了新一轮的追逐。
一二线城市为代表的中国的房价开始了一路飙升，与房价一起飙升的，还有这些他们的财富。与此同时，3亿个中国中产，正试图通过努力工作，用毕生的收入来获得一套住房。
1个钱包不够用，那就用6个钱包。
03
1938年，占有全世界35~40%的钻石的著名的钻石厂商戴·比尔斯，为了能把钻石卖个好价钱，砸下了巨额广告费，将钻石象与忠贞不渝的爱情相挂钩。
从此以后，全世界的女人都开始为了这个完全由碳元素构成的小东西疯狂了，凭借着这些忠诚的客户，戴·比尔斯成立了它的钻石帝国，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生存到了今天。
而来自中国地产业的后进者们，无疑很好地受到了比尔斯的启发。在房产的营销过程里，发明了刚需房这个词。
但是，二手的钻石过几年卖出去后，卖的还没原价高。而二手的房子，过几年卖出去后，价格却往往不止翻了一倍。
恐怕很多早年买房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房子会成为他迅速和同龄人拉开阶层的一个渠道。与之对比的，是许多没上车的人，回首往事，懊悔不已。
当然，这些懊悔的人里，也包含了睿智的笔者我。
后来笔者学了经济学，才发现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定理——通货膨胀。
关于通货膨胀，早在明朝就有人已经认识到了，更是写下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回顾中国的20年货币历程，从1988年的物价闯关到2018年的今天，中国的M2货币供应量从10万亿涨到了177万亿。
钱不值钱，而为了不让资产贬值，自然要寻找一个投资的途径。而对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富人们来说，能投资的渠道也就楼市和股市。
投资股市这事，尤其适用于需要藏私房钱的各位大老爷们，只要把钱藏进股市，很神奇，不仅老婆找不到了，自己都找不到了。
会心一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苦涩，从千股跌停到千股又跌停，社会上一度形成了一股谁炒股谁傻逼的心理。与之对比，中国的楼市却飞上了天，和太阳肩并肩。同时，放在银行的现金存款也如同不断加水的粥，越煮越稀。
投资楼市还是股市，如同一个双岔路口，在冥冥之中已经决定了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未来的命运。在了财富这一主题外，还有他们的婚姻。
在北京、上海的各大相亲角，始终游荡着一群群50上下的大爷大妈。这些可亲的中老年人们，正试图用他们丰富的菜市场买菜经验，为他们的子女挑选到合适的伴侣。
顶尖的大厨在挑选食材时，会根据食材的颜色、弹性和气味做出判断。而对大爷大妈们而言，对相亲对象的户口、学历、收入也尤为挑剔，当然，最重要的无外乎还是有没有房。
对于有房没房，大爷大妈一般会比较直接问，而许多相亲对象却往往只会含蓄地旁敲侧击。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知问倒了多少初入社会的小年轻们。
如果屏幕前的你不幸地被相亲对象直接问到这个问题，不管有房没房，不如就直接回一句“已经开好了，走吧”。好让对方知难而退。毕竟，会直接这么问的人，往往并非良配。
但是，房子这个问题，却始终是不少国人结婚的一道门槛。而所谓的两个北京人结婚，不亚于2家上市公司合并这事，还真不算个空穴来风的段子。
以2015年为例，448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低于800万的。而许多老北京手上的房子，单单在15-17年那波行情里的账面涨幅，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据。
所以房价越贵的城市，往往本地人一般只找本地人，在这背后，倒不如说是有钱人只找有钱人，门当户对才是里面的门门道道。
富人与富人、中产与中产、穷人和穷人，故事继续延续到了下一代。
1964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开始为BBC拍摄一部纪录片《56 Up》，采访来自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
此后每隔七年，艾普特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重新观察他们的生活，转眼间沧海桑田，这些孩子从7岁一直长大到了56岁，天真的眼睛蒙上了岁月的灰尘，而没有变化的，是大多数人与父辈相差无几的人生轨迹。
多年之后，一个叫郑琼的中国导演拿起摄像机，用了6年时间拍摄了一步叫做《出·路》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有三个主角，代表了中国的三个阶层。
故事的结局相差无几。富裕阶层的孩子开了自己的公司，成了CEO；而贫困阶层的孩子被迫辍学，早早嫁为了人妇；只有最后一个孩子，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在武汉通过工作买车买房，教育是他唯一的出路。
但是，随着房价对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条路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难走。毕竟，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摆脱不了商品的本质，既然是商品，就要遵守价高者得的规律。
04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描述过一种叫衔尾蛇的动物，“它没有眼睛，气息，它的排泄物就安排成为它的食粮，它的行为及其行为之影响都源于它，亦受之于它，不住地环状旋转着。”
与之相似，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推动着中国的房价，而后者又进一步推动前者，循环反复，如衔尾蛇一般不断地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10天前，胡润发布了最新的财富报告，600万的中国家庭掌握了133万亿的财富，是中国当年GDP的1.5倍，换成钞票，大概能绕地球几千圈。
而中国那剩下的十几亿中国家庭，到低掌握了多少财富呢？却是一个没有人去探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周年，房价的上行与经济相辅相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被毫不留情地暗中注定。然而，影响房价的因素不单单只有贫富差距，未来又将如何变化，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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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句话的训诫下，中国的富豪们一直践行着财不露富的原则，避开媒体，远离舆论，低调做人。
然而，时代在变，只要和财富挂钩，就永远不会缺少话题。
1999年，英国会计师胡润(Rupert Hoogewerf)，与《福布斯》合作，发布了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这个榜单，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把藏于幕后的富豪们，炸到了公众的眼前。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对于富豪的看法犹如雾里看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多少个亿万富豪，他们有多少钱，钱从哪里来，都成为了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
但对于一些富豪们来讲，却并不是那么享受。因为随着目光而来，并不是只有公众，还有政府的监管部门。
国美集团CEO黄光裕、光明集团CEO冯永明、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等等诸多富豪，因为各种违例被送入了监狱。而剩下的部分富豪，有人等着宣判，有人玩起了失踪。胡润的财富榜成了杀猪榜。
物有阴阳，人有两面。老的富豪倒下了一批，新的富豪却从这里看到了商机，一旦上了胡润榜，就如同金榜题名。名气有了，生意也越滚越大，甚至有人出钱买自己上榜。
2018年，胡润发布了最新的榜单，这个榜单里，中国大陆有有11万个资产过亿的家庭，其中资产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为688个。
与老一辈不同，新一代的富豪们已经暴露了阳光底下，开始追求起了更多的物质享受。
豪宅进入了他们的视角。
01
上海的汤臣一品向来有共和国第一豪宅之称，而说起它，就不可避免地谈下当年的浦东。
1995年的浦东，破败荒凉连马路都见不到几条，本地人也有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口号。而上海市政府的目的，却是要将这里做成长江经济带的新龙头。
发展经济，就要招商引资。这一背景下，汤臣集团用5820万美元拿下浦东滨江大道旁2万多方的办公用地，准备打造成顶尖办公楼。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步骤被打乱。
作为国家级新区，陆家嘴担负着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任务。与办公楼比起来，住宅反而更能即时地带动经济的发展。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汤臣集团办公用地转变为了住宅用地。
2005年，汤臣集团追加1800万美元开发土地，建成了以4幢豪华滨江住宅和1幢高级会，“汤臣一品”由此诞生。
当年10月，开盘的汤臣一品标出了耐人寻味的11万元/平米的天价，是当时上海同类型豪宅的2~3倍。除此外，不接收采访，看房得预约和验资，售楼小姐甚至直言“不是每个预约客户都会受到邀请看房。”
种种行为，使得当时的汤臣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人笑话它，就这价格，瞎了眼才会买。网上有个段子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汤臣的业主订了个外卖，外卖小哥送到小区门口，门卫朝他会心一笑：“是送给8单元601的吧”，小哥说是。进入小区后，剪草工也是一笑，“是送给601的吧”，小哥点头。进入电梯后，保洁员又是一笑，“是送给601的吧。”
小哥心想，这个小区消息也太灵敏了吧。送完后，他请教了下剪草工：“师傅，为什么都知道我是送给601的”。剪草师傅嘿嘿一笑：
“这小区贼他妈贵，迄今为止只卖出8单元601一户”
段子归段子，开盘之后的2年，汤臣的楼盘确实是买家寥寥无几，表面看起来，汤臣一品完全就是个错误且又失败的产品。
然而，判断一个人的高矮，不能光看他的影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汤臣一品，05年之后，上海的房价就在以一个加速快跑的趋势启动着，而比房价跑的更快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富人们，以及他们的身家。
2009年4月，胡润财富报告公布，认为中国有51000位亿万富豪。也就是在同一年，汤臣一品销量达到了历史巅峰，卖出了37套，销售额近30个亿。
《吕氏春秋·乐成》：“大智不形，大器晚成。”这30个亿的销售额，使得汤臣集团在他人眼中从一个“笑话”变成了深不可测的“智者”，许多开发商纷纷效仿汤臣。
在四大一线甚至苏杭等二线，所谓的超级豪宅们像春雨后的竹笋一般，纷纷冒头。动不动就亚洲第一盘、中国曼哈顿、传世精品、上流生活，也是难为帮想这些宣传语的策划们了。
任志强说过一句话，很好地描述了这些开发商的心理，“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话糙理不糙，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房价高耸如云，围墙高高伫立。富人、中产、穷人之间仿佛已经被几道分界线隔成了几个不同的世界。
看似毫无关联，却也未必。富人们偏爱的也未必只有豪宅。只要能让资本升值，多买几套普通房子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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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在香港公布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布了一份文件，公示了香港10名被宽减房产税最多的业主。
这个文件上，10位业主合共拥有40136套房产。免税最多的一位有15645套房产，最少的一位有1258套房产。
当然，最多的业主其实是一个信托基金，但是已经通过IPO私有化，基金单位全数由私人（个人或机构）投资者持有。
不提香港，单看内地，通过持有公司然后进行房产投资的富豪也不在少数。
根据某个叫统计宝网站的数据，1680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金额达到了10477.12亿元。其中，某A公司持有了其中价值758.97亿的投资性房产。
而A公司的69.87%的股份归属于B公司，B公司64.28%的股份归属于C先生。这样计算，C先生持有A公司44.9%的股份。
再换算一下，就是C先生拥有了价值340.78亿的投资性房产（758.97亿×44.9%）。然而神奇的中国资本市场上究竟有多少个C先生呢，就是不得而知的话题了。
当然，这个金额与WIND数据略有出入。但神秘的C先生们通过持有企业去购置大量房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了A股的企业只有3000多家，持有投资型房产的海外上市公司以及未上市公司更是难以统计。
在买房投资这件事上，普通老百姓顶多就是多向银行借点小钱。而像C先生这样的聪明人，除了最大化用银行的钱，还能用股民的钱，手段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条条大路通罗马，除了利用公司名义投资外，一些地域的富人团体还抱团炒房，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享誉国内的温州。
温州是个神奇的城市，因为土地贫瘠，所以被逼创业，逼出了一个个享誉全国的企业。小小温州，有着美特斯邦威、森马、奥康、红蜻蜓等诸多名企，此外，温州的锁具和皮具在欧洲市场上也是一度所向披靡。
然而在全国人民眼里，温州商业的名气，与温州炒房团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2001年8月，在《温州晚报》的组织下，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上海。不探亲，不旅游，不做生意，目标很明确——炒房。
对于这些温州人的到访，上海市政府早就收到了风声，甚至指示上海房产协会，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果然，这批温州人没让他们失望，轻松砸下了5000万。两个月后，又来了一波，成交8000万。
就这样，在中国楼市这个大舞台上，温州炒房团一跃而上，而上海的这次投资，只是他们迈出的小小一步。
在后来众多的炒房热潮里，温州炒房团炒房的技巧，也给后来的众多的跟随者，好好的上了一堂课。
首先，是炒楼花。“楼花”一词最早源自香港，指的是，地产项目尚未完工，就推向市场销售。温州人炒楼花，就是直接在一些楼盘还未建好时，就用少量定金和开发商签了认购书，指定要了某某栋、某某层、某某户。
除了楼花外，一些有规划的现房也是个香饽饽。通过研究城市基建、交通地铁、重点学校迁移等市政规划，提前介入市场，囤积一些现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手上有了楼花或者现房后，炒房团就开始布局，首先会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比如开发商、中介和媒体，让大量铺天盖地的新闻的新闻布满普通购房者的眼球，同时，内部人员之间相互交易，一个房子左手倒腾到右手，把房价炒高。
被市场吸引的刚需客也好，投资客也罢，如果看不穿，往往会信以为真，开始入场。然后炒房团在慢慢抬高房价的过程把手上的楼花或者是现房顺利转出，赚得盆满钵溢，然后退出，进入下一个市场继续炒作。
通过这样手法操作里，温州炒房团向北跨越了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溯长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
由于快进快出，许多温州炒房团们的资金越滚越大，更有传言，一个温州人年初投了100万，年末变成了1000万。传言不知真假，但许多温州人靠炒房发财却是个事实。
炒房这件事，只要有资金，就能迅速开始倒腾挣钱。而认真发展企业，不仅要考虑技术更新换代，还需要担心市场风向转变，难度大了不止一点点。做实业的温州人少了，投机的温州人多了。
源源不断的资金，从温州的每家每户流入想全国各地的楼市，一笔笔成交，看似形式大好，却也未必。
《史记》曰：“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
2010到2012年，各地限购令等政策的出台，使得炒房团被深度套牢。而在温州本土，因为借贷危机，房价飞流直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有盘经历了腰斩。
断裂的资金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席卷了整个温州，抛房还贷，豪车甩卖，企业主跑路，炒房客跳楼，整个温州陷入了惨淡的愁云。到了2013年，炒房团基本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然而，在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下，房价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没了张屠夫,就会有李屠夫，倒下一个温州人，又站起了深圳人、上海人、北京人，这些城市的富人们开始组建起了自己的炒房团，对财富开始了新一轮的追逐。
一二线城市为代表的中国的房价开始了一路飙升，与房价一起飙升的，还有这些他们的财富。与此同时，3亿个中国中产，正试图通过努力工作，用毕生的收入来获得一套住房。
1个钱包不够用，那就用6个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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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占有全世界35~40%的钻石的著名的钻石厂商戴·比尔斯，为了能把钻石卖个好价钱，砸下了巨额广告费，将钻石象与忠贞不渝的爱情相挂钩。
从此以后，全世界的女人都开始为了这个完全由碳元素构成的小东西疯狂了，凭借着这些忠诚的客户，戴·比尔斯成立了它的钻石帝国，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生存到了今天。
而来自中国地产业的后进者们，无疑很好地受到了比尔斯的启发。在房产的营销过程里，发明了刚需房这个词。
但是，二手的钻石过几年卖出去后，卖的还没原价高。而二手的房子，过几年卖出去后，价格却往往不止翻了一倍。
恐怕很多早年买房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房子会成为他迅速和同龄人拉开阶层的一个渠道。与之对比的，是许多没上车的人，回首往事，懊悔不已。
当然，这些懊悔的人里，也包含了睿智的笔者我。
后来笔者学了经济学，才发现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定理——通货膨胀。
关于通货膨胀，早在明朝就有人已经认识到了，更是写下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回顾中国的20年货币历程，从1988年的物价闯关到2018年的今天，中国的M2货币供应量从10万亿涨到了177万亿。
钱不值钱，而为了不让资产贬值，自然要寻找一个投资的途径。而对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富人们来说，能投资的渠道也就楼市和股市。
投资股市这事，尤其适用于需要藏私房钱的各位大老爷们，只要把钱藏进股市，很神奇，不仅老婆找不到了，自己都找不到了。
会心一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苦涩，从千股跌停到千股又跌停，社会上一度形成了一股谁炒股谁傻逼的心理。与之对比，中国的楼市却飞上了天，和太阳肩并肩。同时，放在银行的现金存款也如同不断加水的粥，越煮越稀。
投资楼市还是股市，如同一个双岔路口，在冥冥之中已经决定了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未来的命运。在了财富这一主题外，还有他们的婚姻。
在北京、上海的各大相亲角，始终游荡着一群群50上下的大爷大妈。这些可亲的中老年人们，正试图用他们丰富的菜市场买菜经验，为他们的子女挑选到合适的伴侣。
顶尖的大厨在挑选食材时，会根据食材的颜色、弹性和气味做出判断。而对大爷大妈们而言，对相亲对象的户口、学历、收入也尤为挑剔，当然，最重要的无外乎还是有没有房。
对于有房没房，大爷大妈一般会比较直接问，而许多相亲对象却往往只会含蓄地旁敲侧击。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不知问倒了多少初入社会的小年轻们。
如果屏幕前的你不幸地被相亲对象直接问到这个问题，不管有房没房，不如就直接回一句“已经开好了，走吧”。好让对方知难而退。毕竟，会直接这么问的人，往往并非良配。
但是，房子这个问题，却始终是不少国人结婚的一道门槛。而所谓的两个北京人结婚，不亚于2家上市公司合并这事，还真不算个空穴来风的段子。
以2015年为例，448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是低于800万的。而许多老北京手上的房子，单单在15-17年那波行情里的账面涨幅，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据。
所以房价越贵的城市，往往本地人一般只找本地人，在这背后，倒不如说是有钱人只找有钱人，门当户对才是里面的门门道道。
富人与富人、中产与中产、穷人和穷人，故事继续延续到了下一代。
1964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开始为BBC拍摄一部纪录片《56 Up》，采访来自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
此后每隔七年，艾普特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重新观察他们的生活，转眼间沧海桑田，这些孩子从7岁一直长大到了56岁，天真的眼睛蒙上了岁月的灰尘，而没有变化的，是大多数人与父辈相差无几的人生轨迹。
多年之后，一个叫郑琼的中国导演拿起摄像机，用了6年时间拍摄了一步叫做《出·路》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有三个主角，代表了中国的三个阶层。
故事的结局相差无几。富裕阶层的孩子开了自己的公司，成了CEO；而贫困阶层的孩子被迫辍学，早早嫁为了人妇；只有最后一个孩子，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在武汉通过工作买车买房，教育是他唯一的出路。
但是，随着房价对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条路可能会在未来越来越难走。毕竟，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摆脱不了商品的本质，既然是商品，就要遵守价高者得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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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描述过一种叫衔尾蛇的动物，“它没有眼睛，气息，它的排泄物就安排成为它的食粮，它的行为及其行为之影响都源于它，亦受之于它，不住地环状旋转着。”
与之相似，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推动着中国的房价，而后者又进一步推动前者，循环反复，如衔尾蛇一般不断地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10天前，胡润发布了最新的财富报告，600万的中国家庭掌握了133万亿的财富，是中国当年GDP的1.5倍，换成钞票，大概能绕地球几千圈。
而中国那剩下的十几亿中国家庭，到低掌握了多少财富呢？却是一个没有人去探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周年，房价的上行与经济相辅相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被毫不留情地暗中注定。然而，影响房价的因素不单单只有贫富差距，未来又将如何变化，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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