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六点多，我被从西南的那个窗子传来的嘈杂声叫醒。这嘈杂声，由楼下市井中的吆喝、讨价还价、相互寒暄声开始，到八点多时，加入了建筑工地叮叮哐哐的节奏，进入最高潮。
附近有很多早餐店，上海早餐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都有得吃。老上海人喝的豆浆跟我平日里喝的有些许差别，他们爱喝烫嘴的咸浆，还加上虾皮、紫菜、榨菜等辅料，再淋上几滴辣油。
我最喜爱的早餐是生煎包。楼下的那家生煎店每天一大早开门，第一锅生煎还没出炉，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个中年大叔现包，一早上忙碌不停，我一般在窗子前张望着，等排队高峰期过去，再下楼吃生煎。
腿摔了后，每天新鲜的生煎包也吃不到嘴了，一早上就坐在窗前，远远地看着老板揭开锅盖，冒出袅袅烟气，勾勒出一幅上海市井生活画卷。
头稍微抬一抬，便看着拆迁小组一点点拆除老旧低层房屋。我腿摔了时，“公益里”中间的大部分都已被夷为平地，是一片废墟，时不时看到建筑工人在废墟里穿梭着，搜寻可能找到的可回收材料。
我看着中间的那一片废墟，怀念起它先前的模样。我刚搬来时，这片石库门是完整的，虽然有一部分人已经搬离，但还是有大部分居民坚持住在里面。
我那时特别喜欢在天黑后，坐在窗边看那一片弄巷，一眼望去，是层层叠叠的屋瓦和晒台，还有那一个个精致乖巧的老虎窗。
远处的建筑站在灯光辉煌里，是明亮的，只有眼前的这一片石库门，是深沉的，幽暗的，但那暗不是一片死黑，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生锈的铁罩，蒙着灰尘，灯光昏黄，让这黑暗变成有层次的暗。
以前学画时，老师跟我说，一张画的暗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张画没有深色，就压不下去，浮于表面。如果暗部没有细节和层次，就是一张没有灵魂的死画。
要是一座城市没有暗部，没有深色，会不会成为一座死城，或一座浮城呢？
虽然公益坊的中间快被掏空了，但四周仍被两层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包围，上面住着人，下面开着店。水果店、烟酒饮料杂货店、熟食店、煎饼店、馒头店、生煎店、粉面店、福建千里香馄饨王，重庆拌菜店、烤鸭店……
废墟的中间，一个两层建筑突兀地仍坚守站立着，灰色的墙面水泥脱落了一部分，露出锈红色的砖，上面还有点点绿苔。二楼是个红漆的木窗格的窗子，窗外装了两个铁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长木板，一边放了几个塑料花盆，里面栽了月季、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一边用来晾晒衣服。
木盆上的花花草草正经历着寒冬，有些干枯发黄，但仍整齐地排放。每天傍晚，会有一个老奶奶开窗给那些花儿浇水，有时她会打开楼上的老虎窗，形态各异的猫在她的屋顶穿梭自如，晚上会沿着屋顶，进到她的老虎窗里，然后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地出来。我只在窗子里看到过老奶奶一个人的身影，估摸着，是个独居老人。
老奶奶充满褶子的脸，初次看上去像个板栗，看了几次傍晚阳光下，她认真打理花草，收拾晾晒衣物，喂猫撸猫的样子，又有点像日光菊。
我远望着奶奶家里的老虎窗，想到2010年，为看世博会第一次来上海，世博会的记忆很淡了，但我在虹口区老旧的、迷宫一样的弄巷里溜达了一下午，记得当时天气晴朗，我站在一个格外精致的石制的门楼外，越过二楼的雕花栏杆和阁楼的老虎窗，看到一群白鸽在苏州河上盘旋，那一幕带给我一种温馨的氛围，留存在心头。
而老奶奶总让我回忆起当时内心的那种感受。我刚来上海时，就想过租一个老建筑的阁楼住住看。上海的老建筑大多有阁楼。上海人利用石库门住宅的二楼空间较高及有斜屋顶的特点，在二层与屋顶之间加建阁楼，这种阁楼被称为三层阁。为了增加三层阁的采光和通风，也在屋顶上开窗，因为英文“屋顶”是 "Roof"，其音近沪语 " 老虎 "，于是，这种开在屋顶的窗就被上海人的洋泾浜英语读作 “老虎窗 ”。
我之前从没有上过石库门的楼上，并不清楚里面的结构。三层阁的模样，只在电影《阿飞正传》最后一个梁朝伟的镜头里面看过，梁朝伟在那个镜头里扮演一个赌徒，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慢慢地、仔细地、带着虔诚地态度数钞票、梳头、修指甲，懒散中透着一股狠绝，狠绝中又带着一丝孤独。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只看到镜头中的那个男人，去过上海后，却留意到这个镜头的背景。
阿飞和老奶奶，都在这上海市井中，孤独地生活，却也活出了一种属于他们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带给人生活的感动，同时也会给人活下去的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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