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爱你,谢谢你陪伴我这么多年,对不起,对不起……”
重症病房内,Alan紧握着爱人的手,泪眼婆娑的做最后的道别,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一滴一滴在爱人的额头上肆意流淌......
Alan来自荷兰,病床上的女人名叫艳茹,一个地道的湖南妹子,是他的妻子。几年前,他们曾一起携手冲破重重阻拦成功缔结这段跨国婚姻,几年来,他们一起走过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融入彼此家庭,成为让人艳羡的一家子。然而命运无常,不久前,艳茹因脑出血,住进了医院,虽经极力救治,但仍然没能挽救她年轻的生命,此刻已被判定为脑死亡。
妻子弥留之际,Alan提出捐献出她的器官,并主动联系了我们。接到通知后,我放下病房的工作,和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赶到了他们所在医院。
像许多家庭一样,虽然家属前期已初步达成捐献意向,但临到签署捐献同意书时,还是有人犹豫,甚至拒绝,这时便需要我们协调员积极沟通。令我们没想到的是,Alan第一个签了字,并主动做起了家人的工作,这甚至使他一度陷入来自家人的职责与质疑。
“妈妈,请您相信我,我不是不尊重她,更不是不爱她,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她活着。”
“我相信,如果艳茹知道能够这样去救人,她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
Alan用有些笨拙的中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话语。
妻子的母亲无法接受女儿已经脑死亡的事实,更无法接受捐出女儿的器官,但最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家人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署了同意书,从办公室里出来的Alan靠着墙,深深地吸了口气,双眼注视着天花板,久久没有说话......
我不记得这是我见证的第多少例捐献了,但却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例。这里有主人公身份的原因,也有对不同文化的感知,更多的是对职业的思考。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器官移植停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然而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知晓率仍很低,数据显示,欧洲国家的器官捐献知晓率达到了90%以上,而我国不足10%,而且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于器官捐献仍然比较排斥,而与之相对的是千千万万等待移植的患者。作为一名移植科护士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一面送别伟大的捐献者,一面迎接着移植者的新生,在生与死的节点上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永恒的爱,深恋这份事业的同时,我也深知,这条道路还要经历很多的困难,要建立起大众对器官捐献的科学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愿从本心,素履以往。
捐献手术完成时已是凌晨一点,艳茹的器官挽救了三位绝症患者的生命。我知道其实她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她只是换了一种生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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