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都希望小朋友家里都没事,全出来玩躲猫猫,或者“我家的金鱼出来走一走,原归原位”让蒙住眼睛的小朋友睁眼看谁换位置了。大杂院一楼靠公厕旁住着吃香港外汇的方老头老太一家,方老头常把糖果放到里屋柜子上,他坐在门口,每个进屋拿糖吃的小朋友他都要捏上一把,方老太坐视不见,我们小朋友为了吃糖吃亏了也不敢告诉父母。
我的弟弟常被其他男孩欺负,阿三常让弟弟去他们家帮他洗碗,回来弟弟抹了一手一脸的猪油,高兴得很,说是这样不用涂雪花膏了。我常带弟弟去欺负他的人家告状他们的父母,为此男孩子们都不喜欢我,由于我个子很高,他们都称我为“大象”。我和女孩们玩得不错,我们在晾衣服的大院子内跳橡皮筋,我个子高自然跳到橡皮筋已撑到两个小女孩头顶,我仍然跳得进去,因为赢得多总是缠着大家继续玩。还有扔沙包,弹酸角核,打纸牌…
三妹艾秋仙的父亲是投诚的国民党军人,她妈妈二婚嫁给了他,由于父母工作一直不在昆明,三妹的家是我们大杂院女孩的常设聚点,在这里我们分享缅桂花(后来到上海也️看到缅桂花,只是上海人称它为白兰花),一起听“对境外国民党兵残部电台”的广播,搜到不明电台,我们常常很紧张,以为在听敌台。三妹,二妮及刘萍萍常讲鬼故事,讲得我不敢上三楼,在楼下叫我妈来接我,但常常不如愿,自己只得硬着头皮上没有灯的楼道时,又被半路杀出的胡晓薇吓个半死。
无忧无虑的我们长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大杂院开始讨论谁家的亲人上前线了。开始是胡晓薇的爸爸胡军医及哥哥帅哥胡小平,然后是薛妈妈家的薛老三,全院子老老少少都在安慰薛妈妈说老三不会有事的,他是刚从陆军学院毕业的炮兵排长,炮兵不会有事,他还是军官。接着二妮及刘萍萍的爸爸也上前线了。大人一有事,小孩就要做家务不常出来玩了。记得那年不知是天太旱,还是支援前线太多,全院人得到的蔬菜全是生了虫子的花菜,在机器水管处洗菜时,我们小孩觉得很难把小虫子从花菜朵中抠出去,又舍不得扔,大家都洗不干净,拿回去全家都吃了不少这种带虫的花菜,且当时只有花菜有供应。后来是茄子,全院子都在晒茄子,准备做茄子榨,一种云南特有的咸菜。小学里我的优秀作文“慰问最可爱的子弟兵”已寄往谅山前线,我父亲也重新被安排了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大杂院。
后来我也常回大杂院找小伙伴们玩,龙小红与我们大杂院,后来称“向阳院”的张院长(民选的)的大儿子结婚了,马来西亚华侨宝才一家回马来西亚了,方家老头老太去逝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了好几年,血染的风采是周围真有人在牺牲。就我们大杂院来说,薛老三所在炮连全部阵亡,帅哥胡小平受伤致残回来,胡军医及二妮和刘萍萍的爸爸(搞后勤的)平安回来,大学毕业又参军的杨家老大杨勇也受伤致残归来(他曾骑车撞伤我父亲,但他那常年卧床的老母亲,突然穿着细毛呢外套坐在我父亲病床旁边嘘寒问暖,说什么同病相怜等,我父亲原谅了他们,也不让他们做任何赔偿,为此我母亲愤愤不平。)听到他对这场战争的付出,我马上觉得他们不是市井小人。
大学毕业回去找高地村16号就已物是人非,门前的河也没了,旁边的橡胶厂还在。再后来连高地村也没有了,可喜的是土桥旁的小学还在。回忘过去,任何进步都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会有那么多人付出代价,多数人都喜欢自己做决定,但牺牲由别人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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