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种

      骂一个人“没种”是很严重的事情。老外听到这话啥反应，咱不知道，但中国人素来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若说他没种，相当于咒他断了烟火绝了户，此事万万不可。而作为一个男人——“种”的话题，特指雄性——如果没有种，在异性面前则抬不起头来，任由吆来喝去，干粗活，受窝囊气。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性并没有多少进步。能够傲视群雄，博得异性欢心者，才能在族群中有地位，当头目。这个定律今天仍然适用。若不是为了上面一张嘴的缘故，中国男人大概是没有几个人甘心放弃下面，做二椅子的。   

      作家李敖曾写过“混世宝典”三部曲。分别是《做人你得有种》、《做人你得有趣》、《做人你得有料》。他这三本书，我都看过。我觉得，内容写得不错，但题目有问题。用了个近乎命令的字眼“得（dei，上声）”，让有感觉有些不爽——如何做人，是个人的事情，轮得到别人说三道四么？   

      虽然不爽他的语气，但他的意见，我还是蛮赞同的。新闻界曾经有个说法：你的新闻要：有种、有料、有趣。这与李敖的主张不谋而合。我们说，艺术和人是相通的。什么人玩什么鸟，你如果是个有种有趣有料的人，那么，你的文章、新闻作品必然也是如此；若是相反，那么也就相反了。   

      “有种”这个问题，前以强调，这很重要。生理上如果没种，男性会很憋屈。但在做人和做文上，是不是有种，有种如何没种又如何，不能妄下结论。   

      “有料”么，则是说你和人谈话也好，写文章也罢，总得给人点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能老生常谈，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虽然不犯错误，但听者也好，读者也罢，面对你的语言，最终感觉免不了是“淡、淡、淡。”徒然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别人还施行了谋财害命的勾当，岂不罪过？   

      至于“有趣，”应该是对做人提出的一个不算苛刻的指标。尽管有人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我觉得，有没有趣，并没有严格标准，纯属一种个人感觉，并不是太难达到。这种感觉，和人生阅历、个人修养、生命体验有关系。有趣应该是一种人生的追求，不同阶段则有不同阶段的趣味。总之为了一个目的：愉悦自己，也愉悦别人，让人感觉时光没有虚度，人生是值得过的。我们的原则么，则应该是尽量去有趣，但决不能为了有趣而有趣，以至于到头来，不仅无趣，还变成了肉麻。   

      可惜今天的局面似乎并不乐观。例子就不举了，原因很简单。第一，个人比较懒，不想努力的时候就躺一躺，从来不强迫自己；第二，举例子不免涉及人和事，而我们这个社会，说人说事很容易犯忌讳。如果是表扬还则罢了，如果说人家一点点不够意思的地方，对方必定暴跳如雷。若是老拳相赠多少还有光明磊落之风，可要使阴招下绊子——兵不厌诈，这正是我们的长处——评书艺人在说书过程中，常常告诫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此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三个要求如要实现，一个起码的条件是需要人天性的释放，不能对人的思想加以绳捆索绑。比方说写点文章吧，据说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举个例子，外国的，没有啥危险，此乃举例之大技巧，不可不知——他们国家和很多国家一样，都有作协组织，为国家和人民的进步事业勤勤恳恳服务。不过他们作协似乎更有特色一些，因为某些特殊时期的特定原因，作家们写出来的作品，大都咿咿呀呀唱赞歌——似乎有没种之嫌——后来，变成俄罗斯了，要改革，觉得他们不符合时代开放文明之需要，就把他们解散掉。对此，作家们绝食以示抗议。当时的领导很英明果断：我们不需要小丑式的文学，那对我们人民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对此，我是有看法的。你不能这样这样对待作家们。众所周知，他们是社会中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精英——起码是之一。当初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为某些目的服务，他们是顾全大局听指挥的，毕竟，天天写中心思想已经定好的命题作文，谁也不会快乐。不光不快乐，反而会感到痛苦。不客气的说，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规规矩矩跟着指挥棒走，过的是“没种”的日子——尽管后来他们变习惯，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可今天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就毫不客气把他们一脚踢开，显然很不地道，甚至是忘恩负义之举。我们中国人对此是有典故的，叫做“兔死狗烹。”他们不过是牺牲品，侮辱人民智力的锅，当然不该由他们来背。   

      殷鉴不远，所以我们这里，作家们就已经得到了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他们投身于火热的时代和生活，各种作品风格迥异，异彩纷呈。我们的莫言先生，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试问如果没有创作自由，怎会有这般成就？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不能唱赞歌。没错，这是一种偏见。所谓偏见，就是个人狭隘的看法，既然狭隘，就不必求全责备什么。大家也可以和他讨论，甚至争论。但毋庸置疑，本身允许他发表这番“偏见，”就已经说明我们的作家，在今天的新时代，获得了多么大的自由、宽容的创作环境。而他们，也理应受到如此待遇而心安理得。   

      话题说回来。记得有段时间解散道路收费站，收费站工作人员很是苦恼：我们只会收费，你解散了收费站，我们以何为生呢？   

      有人耻笑他们，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报以同情：试想，当初要不是把他们固定在那么个无聊但肥得流油的岗位上，天天让他们干这种无聊但肥得流油的破事儿，他们怎会有今天？   

      孔子早就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我是这么理解老夫子这句话的：你一直任由他们在错误的路上行走——甚至鼓励、牵引——到一定时候就卸磨杀驴，这可真不是东西。   

      不必扯远，言多必失。咱们还说“三有”话题。据我观察，郭德纲的相声非常受欢迎，大伙儿一听就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主流则不屑于他的“三俗。”俗是肯定的，于谦的祖宗十八代还有家里的女眷，让郭德纲调戏来调戏去，就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毕竟人的内心里，还是有许多自己想做做不来，只能看人笑话求痛快的念头。也就是说，郭德纲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趣”了。但主流认为，这种趣是低级之趣，应该批判。此话不无道理，可话说回来，高级的趣又在哪里呢？你光批判旁人低级，高级的自己却不肯做不会做甚至根本不敢做，这样光耍嘴巴，是不是也很无趣？   

      （举郭德纲例子，似乎是打了自己“不举例”的嘴巴。不过我突然想起一个理由，不由得胆儿一时壮了起来。那就是当今非常流行的一种无赖式样的嘴脸：你告我呀，告我，我也跟着火！以郭德纲的聪明，应该不会上我的当。再说，我是在“表扬”他呢。）   

      由此可以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看到的，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类有趣但不够“高雅；”另一类则天天喊“高雅，”也在努力高雅，结果自以为高雅了，却非常无趣，甚至变成肉麻。   

      “有料”并不难，因为咱们如此地大物博，山川壮丽，啥稀奇古怪的事情不会发生？关键是你看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是看见了？或者说，你是看不见还是看不见还是看不见？抑或是，你看见了装作看不见；或者说看见了也不肯、不敢和大伙儿分享？   

      话说到这里，似乎又涉及到了是否“有种。”好吧，是不是“有种，”还是那句话：生理上是隐私问题，不可问也；为人为文上，每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追求和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开头已经说过，我对别人用“得（dei）”来跟别人说话的语气甚为不爽。而且韩愈也曾提倡学习古之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既然如此，还是管好自己，少管他人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