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一位初级中学老校长的杞人忧天二
2019.6.28
公办学校教职工的收入分配及职称评聘问题极受诟病。
在收入分配方面，严重存在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保护落后的大锅饭现象，个人收入主要与职称挂勾，工作量及工作质量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体现，正常的工作安排也常会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阻力。如果在计划经济时期大环境下，弊端也不太突显，但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严重背离“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制性弊病，面对近年来靠灵活机制风声水起的民办教育，就像戴着瓜皮帽的北洋水师遇上日本海军一样，战争结果早已预知。这种荒谬的机制严重地影响着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腐蚀着公办学校的肌体，也必将成为加速公办学校衰败的催化剂。
2003年至2006年期间，太钢所属的学校按照公司的要求，实行“岗薪制”，岗动薪动，学校工资总额全年包干，年底基本清零，根据工作岗位所承担的责任大小及工作难度、工作量、工作质量等予以考核发放，虽然在发放办法中考虑到教职工的心理承受力，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但仍不断受到不少职工的非议，他们心理上有着对纪律约束并与收入挂勾的一种不自觉抵制。毫无疑问，这种可贵的开端及探索尚有许多待完善处，但确实有利于学校的内部管理，有利于学校的持续发展，也符合绝大多数师生根本利益，只可惜随着07年移交给政府后一夜无疾而终，职工己经逐渐适应的分配机制改革又倒退回去了。
从2009年开始，国家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绩效工资制度。规定其奖励性绩效工资部分，由学校实行二次分配。多年大锅饭的巨大惯性这时又释放出它的魔力，多数学校只好尽量减少考核发放的金额及力度，使其仅占固定收入极小的比例，但就这点不疼不痒的考核，每次仍被一些“闲人”闹的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呜呼，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养懒汉闲妇、阻碍社会进步的机制呢？
据资料看，民国时期的公办学校体制就灵活的多。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用只有26岁、初中学历的刘半农为北大教授；熊庆来聘任只有中学学历的华罗庚到清华任职，第二年即聘为助教。另外，就算你是国学大师的刘文典，1942年西南联大也以未请假离校多日而未发聘书。可见，即使是公办的学校，当时的用人制度是灵活而讲求实际的，人员使用是聘用而非现在的在编人员事实上的铁饭碗。职称是聘任而非现在的省市评定、县区“聘任”，评前表现基本正常、评后万事大吉、不再奋斗的普遍现象。
同样是公办，北京早多年前就实行了富有成效的全市结构工资改革。2014年开办的四川大学附中西区校区也有可喜的突破。在他们学校，所有经费实行按学生数量核准下拔，由学校自主平衡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的比例，人员全部由学校自主招聘，待遇实行结构岗位工资，多劳多得，优质优酬。甚至于有些地方在进行“教育券”方法的尝试，公办学校也是自由择校等等，可见，公办倆字也并非“僵化”的代名词，还是可以办的很灵活的。
各种水萝卜式、驴粪蛋式的高中考喜报难以掩盖太原教育已经腐烂变质的事实！唯有全力贯彻省委省政府政府“六破除、六着力、六坚持”，才是正道，也才符合天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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