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历史过程的并不是发生的事件，而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建构，而这些建构往往是虚幻的，是不真实的。——阿迈斯托
·每个历史细节都具有独立存在的历史意义与展现全局的诠释力量，所谓芥子须弥，关键在于历史学人自身的识见、火候与境界是否到位。
·史学，无论是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还是业余的爱好者，其魅力，除了有趣猎奇等等知性冲动，大约多少都与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往复中、在这浩瀚的宇宙时空中，孤独的个体获得了暂时的归宿有关。对逝去时间的探寻过程，因此就成为人类意义的落实过程，生命时间的流逝因此就获得了思想空间的驻足。“过去—现在—未来”那永不停止的时间之箭，也就被我们的思考截获，彼此隔离的我与你，由此就可以在意义的巨网之中美丽邂逅。
·只有我们相信这种相互依存的永恒法则，那些微弱的，有如宇宙射线一样的幽灵般的联系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些山崩钟应的效应才不会被当作神话抛弃，而亚马逊河谷中扇动翅膀的蝴蝶才能与我们人类共享着这一份共同的历史荣光。
盖里·汤林森在《文艺复兴魔术里的音乐》中说：“意义与价值源自与他人持续不断的对话，而我们所得的意义与价值，只是那不断对话中的短暂驻足而已。”
·只是这种自我认识与他者比较需要摆脱单行道式的研究旧径，而采用一种全方位的互动互看方式，一种以内部视角平衡外部视角，整体视野平衡局部视野，制度史路径补充结构化路径、框架性思考融合人文思考的前后左右的往复交流，一种近乎国际关系中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多边对话关系，一种相互考辨与反复打量的“量子纠缠”。
·梁漱溟：“我为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
·如果一定要将近代与传统截然二分，以便在连续绵延的历史长河划定某种界标，在人类模糊混沌的自我中确立一种清晰的意识，则此坐标非“平等”莫属。
·近代乃人类走向整体的第一步，近代乃是人类获得整体感的自我确认之路，近代乃平等人格、国格的相互尊重与确认，近代乃自由意志的发现与张扬。
·近代化过程，不管写成何种高头讲章，妙笔生花，都无法遮蔽其中的苦难与艰难，那些还带着血腥的残忍，以及从这种冷酷的事实中惊醒过来的清醒与挣脱羁绊后的自由酣畅。具体的文化形态或许还残留着历史的记忆，但文化形态背后的人类情感却有着共通的感应，人类情感背后的社会生活尤其有着共通的诉求。
·时间的坐标是单一的，且呈直线放射，但时间的现实却是多元的，更像是横断山脉一样皱褶纵横，重叠交错且压缩在一个整体之中，指针早已滑过现代，掉入后现代的烟云，而我们也许至今还在拖着传统的脐带行走。
·于已然之外，历史还有或然，在现实之外，未来自有可能状态。没有应然之对境，就无法观照已然之真相；没有已然之事实，更无以构想应然之镜像。这本是理事互释之道、经史互训之义，然史家鲜有能解悟者。
·帝国这种“孑然生物”，乃是历史学最好的标本，一种体积巨大的标本，一座足以令绝多历史学家惊叹莫名的富矿。其躯体有如地质层的堆积，不同时代的生命共存于一个横切面，历史的维度被压缩为共时的结构，时间的流逝潴积为一圈圈文化的痕迹，变动不居的历史于是有了恒定不变的物质形态。
·“洪武祖制”的精神实质，就是对江南豪族大加挞伐。
·永乐帝朱棣一直以元世祖忽必烈为榜样，在其政治理想中，大明帝国要远追元代“天下共主”的盛事，完成天下一家、华夷一体的伟大秩序建构，郑和下西洋只是永乐帝这一战略意图的具体实施罢了。
·任何新秩序的重建都意味对原有秩序的否认、冲击甚至破坏。其成功不仅需要重新调整与各国的关系，而且需要一套至少在当时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国际理论（文化），以及实践这一理论的强制力量。
·日本学者檀上宽将朝贡贸易体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国家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全域。若周边诸国要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就必须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之中，受其规范。”
·孔飞力在《他者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指出：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核心悖论——帝国政府越来越专制，社会却越来越复杂、动荡。虽然统治贵族的独裁不断强化，但商贸势力以及与之并行的人口在空间和社会上的流动，则使社会得以从国家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
·海商、海盗们以“倭寇”威胁或恐吓官僚，官僚也需要借助倭寇以推卸责任；帝国又正需要一个符号实施禁海、控制沿海民众，尤其是对那些“世家大族”“豪门巨族”并非一纸禁令就能有效控制的，更需要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绝对理由。
·纳粹首席法学家施密特将政治定义为制造敌人的艺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从憎恶的角度也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团伙的本质就是在对方身上看到罪恶，“无敌国外患者恒亡”的中国古谚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天下秩序之下，只有服从者的低贱身份于征服者的高贵姿态 ，而商业贸易却是基于平等人格与权利基础之上的互补、合作与交换，这种具有天生平等内涵关系的结构建立在对各自位格的认可上，建立在法律所规定权利上，所以当商业帝国遇到征服帝国时，其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微言：当两种不同的华语体系发生冲突时，怎么寻找一个交集点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减少冲突与是非的关键。当代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也要多从交集、互补这个角度来思考。
·华夷秩序不仅公私关系无法明确界定，一切关系都需要根据具体情景界定，权力的等级性与边界的模糊性由此成为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
·没有条约关系、没有成文法的传统天下秩序并非某种“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制度设置。
·所谓镜像，就是双方都将自己的认知投射至对方身上，并在对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尽管这个影子是反的。镜像关系也是一对正反命题，在这种关系中，行动者都以敌手的预估为行动准则，以关系体内部的标准评判自己的行为。正反命题间的性质是相互定义、相互依存、互为主体、相互塑造。
·清醒的自我认知，往往就是从其对手身上获得反观，这大约是理性思考的可行方式。
微言：获得反观不可全盘相信。亦有辨别，从自身的文化内涵，民族气质等角度衡量自身。“他者视角”
·橘朴认为中国绝非儒教国家，而是道教国家，“一言以蔽之，儒教是立足于统治者利益之上组成的教义，而道教则与之相反，代表了被统治者的思想与感情。”
现在用“抚髀”来描写岁月易逝，功业未成
·演义评话等文本借助民众对故事 的兴趣，激发其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其思想趣味也随着小说的传播深入意识深处，成为其认知外部世界的思想底色，并深刻影响其行动。
微言：小说等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我们真的发挥了小说该有的作用了吗？现代电影流行，最近就我收到的反馈，《长津湖》受到了很多的好评，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感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最近抖音也有许多该发挥其作用的短视频。对于正能量的宣传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中国文化，其形而下与形而上、器物与制度、道体与器用不仅是打成了两截的，而且有着决然不同的价值附加……器物的、技术的改进，因其形而下的卑微地位，总是可以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而建立在经典之上的核心价值，那些天道王道、文明图式，却受到祖制、礼法、典章的严格保护，从而拒绝任何实证性事实的触动与检验，这正是圣教地位得以稳固的基础，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依据所在。
微言：思想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持久。同样，其改变也是最难的。是潜移默化还是通过重大事件进行思想文化内部的变化，这是一个问题。况且，如果没有上帝视角，怎么才能知道要转变的方向是正确的呢？
·多重归属，其实是帝国时代几乎所有藩属国的特征。蒋廷黻称为：“一妻事二夫”的现象。
·马汉：放弃海权的国家必然会走向衰败。
诚不啻霄壤矣！
·国家的战略意识与定位在近代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能否接纳边缘意识又是其战略转变的关键因素。但帝国的决策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遥远距离及决策中心的强固官僚机构，又在阻碍着帝国政治变动的可能。
·造成大明帝国面临“北虏南倭”问题的，不在外部，而在帝国政策自身：东南沿海禁海，将海商造成海盗、倭寇，北方长城的修筑及其战和不定，将赖互市为生的北部边民驱入敌阵，成为反叛者；将可敌可友的蒙古诸部落逼成“北虏”，使其走上政治整合之路，边境由此处在永久的战争状态。
微言：有敌人就要有伙伴，不要有过多的敌人。
·历史学家强调以本土资源解释历史，以本土话语重述当时的历史环境及认知，虽不无我族中心主义之嫌，但对于理解历史却不失为一种技术性的“同情”。
·现代学界一般将南北两戒解释为界限之界、疆界之界（《新唐书》引《星传》，说“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认为“两戒说”不仅是对天下山河的一种学术建构，同时也是华夷秩序的人文解释，是区分华夏夷狄的地理学基础，两戒即华夏夷狄的地理界限（参见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
·日本学者檀上宽的“忽必烈的未竟事业”问题，他所，由于元朝统治时间过短，并未完成中华一体化的制度与知识建构，未完成帝国的政治整合任务，从而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难题——如何整合一个由元代遗留下来的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以及实现天下一体化、华夷秩序一体化，或者说实现帝国的南北大一统。
下篇陆地的冲撞
·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追逐财富的时代，也是帝国扩张的时代。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对财富的贪恋和对知识的追求（不过我们却可以成功地蔑视这种事实）。于是，地理发现与财富的追逐乃成为帝国扩张的前驱。财富、知识、强权总是先后相继，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既膨胀了人类的欲望偏执，也扩展了人类的视野与胸襟。
揭橥：揭示，显示。
·外交谈判实践与外交话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尽管在外交实践中，大清使臣不得不按照国际法原则及其具体运作方式行事，但对于国际法原则及其实践的理解、解释，却完全可以有另一套话语，完全可以按照大清自己的传统。
·历史事件在发生的同时也在自我书写，也就是说，事件与话语是同步产生的。然而，事件与话语从来不是同一个东西，各自所处的语境与表达的意义也会不同。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与之同步生产出来的文献，从一开始就在表述它的重大性。这些文献就不仅是在记载事件的原始本末，更是对于事件本身的解释——事件本身已经结束、无迹可寻，但事件的影响却在持续，它的意义仍在流传。传播此影响与意义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这些同步产生的文献，是历史话语。因此，阅读历史文献，需要通过这样的话语分析，从而切入到更深层的历史真相。
微言：历史事件的解读直接影响到历史话语的书写。历史解释的话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真相的搜寻就成了对历史文本的解读。
·社会变革是政治实践与文化价值双重变迁的产物，如果政治变革需要一场重大的危机才能推动，则文化价值的变迁就更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需要话语的重塑。历史事件的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分量，而是取决于事件的影响，话语的传播于是就成为关键因素。
微言：在和平年代，掌握话语权尤为重要。其背后不仅是价值观的输送，更在于由话语构建的新秩序、体系的种种好处。
·从这一点看（康雍乾三朝的文字之防，封锁国家法知识的传播），话语封锁是清帝国维持其统治的关键技术，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也可以说，这是其在国际战略中处处被动、屡遭打击、最后辱身失国的总根源。
微言：韩非子有《弱民》篇；刘少奇《论党》：“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从历史来看，愚民政策受苦的还是自己，因为现在（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自己就是国家利益的享受者，自然也要承担其责任。
·在朝贡体制上，清廷曾有内外藩之分。但我（作者）以为，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最具解释力。他厘分大清边疆为行政控制线与军事打击线，內藩处于行政控制线之内，军事打击半径范围之内的，就属于外藩。这一解释精准地说明：所谓的朝贡体制，其本质就是处在大清军事打击半径范围之内的帝国体制，大清对治朝贡诸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军事占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础上的，所谓的道德文教，只不过是其边际效用递减的替代品罢了。
·在“经世致用”传统中，不会出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态度，所谓“学术”其实都是拿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也注定其受权力的严格操控。这样的知识态度不仅让纯粹知识无法生存，甚至那些实用性知识也无法发展。因为，知识终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经典与权力却正是以藐视客观事实来彰显自己权威地位的。在知识和权力的冲突中，最后的胜利者必然是知识，这也是现代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的原因。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终究要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基础之上。
·制度框架反映的不仅是权力关系、社会关系，更是其社会知识状态，只有对政治事务的认知进入专业化的程度，才能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这种知识状态。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都只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外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冲突原则上原则上能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在我们今后生活于其间的全球化设会里，这四个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少了。——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右》
·帝国结构性脆弱首先表现为主权的非继承性，或者说主权转移的断裂性。从元到明，从明到清，主权转移取决于军事力量，其合法性来源则在“天命”，一种具有神秘色彩从而可以任意解释的理论构想。“天命”是一个公共符号的自我生产过程，没有一个集团可以永久占有公共符号的解释权，除非它不再是公共符号。也就是说，公共符号本身需要重复性的自我生产以证成其权威性，一旦被垄断就必然失去其公共性，它就无法提供合法性来源。这就不仅为任何一种力量的兴起提供了获取主权的理论可能性，周边四夷也具有挑战此主权并声称“天命在我”的自由。
·政治的要义永远在权力的性质上。
·帝国对天下秩序的维持，就不是直接统治，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示于礼仪表达。
·话语的僵硬来自话语自身的神圣化，而神圣性又来自其对现实语境的“超然状态”。
·国际政治中，仅有现实主义是无法承担领导者责任的，它不仅需要某种政治理想的想象力与规划能力，更需要一套相配合的知识创新体制与超越性的知识共同体。
·战略规划不取决于事实，而是取决于对世界或国际政治的愿景想象。
·知识是制度的产品，制度是知识的落脚处。
·我族中心主义并非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而是特定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所塑造的产物。人类之所以能由中古时代进入近代，由近代进入现代、后现代，就是客服了这种我族中心主义的结果，是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结果。
·按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的说法，体系内部的这种区分，无论是种族的或阶级的，还是文明的或华夷的，其表面是在创建秩序，其实质却是在征服、在进行社会控制，分化与控制——这是一种将战争逻辑强加在社会之上的强权，它制造着一种内部战争、内部殖民状态。当然，它也从一开始就面对着挑战，面对着无休止的社会反抗。因此，也可以说，准战争状态不仅是天下主义体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体系内部的逻辑及其制度本质。
·从人类学视角看，每个个体、部族或文化、国家多少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但如果仅仅作为一种认知偏颇，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具有相互理解与自我反思的理性，从而可以遏制其过度发展。但当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获得了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强大的帝国力量的支持时，它就会成为一种霸权，当它获得了规范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力量或宰制性的权力结构支持时，无论是以道德的、礼仪的、宗教的或文化的，还是以赤裸裸的暴力方式表现出来，其实都是“征服”——它必将遭到永远的反抗，不管是暂时性的屈服，还是直接的挑战。
·学界对近代外交的理解，往往将之当作一种国家为谋求各自的利益而折冲樽俎的行为，一种维护主权的国家意志。这种理解只是是只看到其表层，而忽视了从双边甚至多边、从共同体整体看待问题的深层思路。从后一角度看，外乃是区域性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建构的行为，是在确认自己的同时也是在确认他者，主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者的利益的互动过程。它是共同体共享规则的创建与形成的机制，也即共同体本身的创建机制。
折冲樽俎：在酒席宴会间制敌取胜，指进行外交谈判。
宰制：统辖支配。
变动不居：指事物不断变化，没有固定的形态。
·现代国际关系的确立，之所以以主权为核心，就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主权概念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结果。这种相互承认的政治有着更为深层的理由，那就是，人类不是一个孤岛，无法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整体。这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一种利益现实。人类不仅在资源上无法独存，在环境、文化与感情上也是相互依存、无法分割。所谓“有无相通，邦国之常也”，基于地理环境与生态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基于知识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也基于历史上与现时代越来越频繁的交往所造成的紧密关系与共同命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整体而独存，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真正做到闭关自守、自给自足。
·帝国何以无法创生自己的海洋话语与海洋文明，根源就在这里。海洋是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区域，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流的多边框架，不可能被单边宰制，只可能是多边的频繁互动与反复博弈。尽管，其硬实力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最终必须向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格局倾斜。在这种无法单边宰制的流动的秩序中，最好的治理模式就是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建立在互动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与这种信任的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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