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永新
（续前）
在安装队保温班的日子
安装队的保温班是新成立的，总共十几个人，负责氨厂全部管道的油漆和部分管道的保温。班长是枋洋演柄人，原来就在安装队。班里还有个从县里请来的油漆老师傅和他的一个徒弟，其余人大都是从各公社基建队抽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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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安装队时很兴奋，以为这下不用当泥水小工，可以学一些技术了。不过很快就搞清楚：这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工种而已——由泥水小工变成了油漆工。
那时还没发工作服和头盔，只发了手套。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戴着手套，提一桶油漆，拿一把刷子，爬上爬下地去刷那些遍布全厂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纵横交错的管道。没几天就一身油漆一身漆味。手上、脸上沾上的油漆可用汽油擦掉，头发上的就只能拿把剪刀咔嚓了。而每天身上穿的那件色彩斑斓的“工作服”，味道实在难闻时就“温档去拉嗓”（闽南话：草草涮涮），晾个半干就穿上，继续到那“纵横世界”里挥舞油漆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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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管道头遍都刷红丹漆，第二遍才刷其他颜色的。红丹漆是防锈的，是在清漆中加入红丹粉调和，再兑入天那水稀释而成，气味刺鼻熏眼。头几天干活，总觉得头晕恶心睁不开眼。几天后，大概身体逐渐适应了那些化学物质，反应就小了些。
后来才知道，红丹是有一定毒性的，但那时我们并不在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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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厂的许多管道在生产中处于高温高压状态，必须进行保温。所谓保温，就是在管道外包裹一层的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纤维，然后用镀锌铁丝网包覆固定，最后在外面抹一层石棉水泥。由于需要保温的管道很多，故称我们为“保温班”。
玻璃纤维是我们跟车去厦门杏林一家工厂拉回来的。保温时，先用钢锯片磨成的锋利刀片将一卷卷的玻璃纤维割开，再去包裹需要保温的管道。
那时我们对玻璃纤维的危害知之甚少，没有太多的防护措施，只是在干活时戴个口罩，根本没在意沾在脸上、头发上、衣服上那些轻飘飘的细微的玻璃纤维，下班时拍拍衣服，冲个澡完事。
保温班最艰巨的任务，是进入那巨大的水煤气柜里漆生漆。
水煤气是在煤块炽热燃烧时突然喷入水蒸气而产生的气体，是制造碳酸氢铵的基本原料，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水煤气柜是用于贮存水煤气的巨大可升降的圆桶形柜子，由钢板焊接而成。为防止腐蚀，其内壁需涂覆一层生漆。
水煤气柜直径大约有十几二十米，高七八米。老师傅带着我们从顶部一个五十来公分的洞口进入巨大的气柜。气柜里有盏照明电灯，还有根管子连着外面一台鼓风机。我们在临时搭起的架子上往那钢板上刷生漆，虽有简易的通风，但每工作一两小时就必须爬到柜子外透透气。
坚持两天后，我开始发烧，脸部浮肿，浑身出疹子，奇痒难忍。到厂医务室看了后说是严重的生漆过敏。
此后十来天我无法上班，除了吃抗过敏的药物整天昏昏欲睡外，还要每天去厂医务室静脉推注一大针筒葡萄糖酸钙。医务室的刘医生给我科普，说葡萄糖酸钙可以降低毛细血管的渗透性，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老师傅也教我每天到木工班取些杉木刨花烧水洗澡来加快痊愈。
那次生漆过敏把我折腾了半个多月，是我到氨厂后最难堪的日子。
后来我回到插队的农村，有次在山上割茅草也发生同样的过敏，只是症状较轻，一查发现割回的茅草中有棵小小的野生漆树。此后我看见山上的漆树以及刚漆过生漆的家具都望而生畏，唯恐避之不及。
野生漆树（图自网络）
水煤气柜漆生漆的任务在保温班全体男同志前赴后继的轮番作战下终于完成。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过敏，不过都没我那么严重。听说最后一部分还是老师傅和他徒弟坚持漆完的。
过后我问老师傅，他对生漆怎么不过敏？他说小时候也会，后来慢慢就不会了，现在手背碰到生漆也会痒，但洗干净就没事，不会全身过敏。我想大概是我过敏的次数太少，多过敏几次也许就不会了。
到保温班后我认识了同是漳州一中毕业的知青陈浴澄。他是68届高中生，比我高两届。以前在学校时就听说过他只是没见过面。他那时因装了一台录音机而有点名气，我也是无线电迷所以听说过。认识后才知道，他也在祖地大队插队只是与我不同生产队，也是外派工到了氨厂，因会木工活而被安排到安装队的木工班。
浴澄挺聪明，除了无线电还会木匠活，在木工班时利用工余时间还悄悄学会了电焊，不久就被调到了电工班参加电气设备安装。认识我后浴澄常常中午工休时拉我去偷学电焊，教我如何在电弧中分辨铁水和焊渣，以及各种方位的焊接要领。一段时间后评价说我已达到了二级电焊工的水平。这当然是出于夸耀和鼓励。
不过数年后，我调到一个高山电视转播台工作时，当年在氨厂偷学到的那点电焊技术，在避雷接地的施工中倒是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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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浴澄趣味相投无话不谈，两人常常晚上爬到造气车间的楼顶喝酒聊天赏月。造气车间内因建有制造水煤气的高炉所以比较高，楼顶上视野开阔，厂区一览无遗。我们俩在那儿喝点小酒海阔天空神聊瞎侃，有时还一人一句地遣词造句，时而感慨抒怀，时而瞎说八道……
有次氨厂开大会，厂领导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浴澄，说他开动脑筋制作了一个工具，在配电柜上开仪表孔又快又好，大大提高了工效。我听了很为他高兴。当然，氨厂安装结束后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保温班虽然干的是管道油漆和保温工作，但毕竟属于安装队，也都是预备留下来当工人的，所以平时的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也与其他班组一视同仁。
业务学习是由当时氨厂的总工张鸿斌给大家上课，讲授合成氨的化学原理和碳酸氢铵的生产流程。听说张鸿斌是厦大毕业的，师从厦大著名的化学教授蔡启瑞，我们都肃然起敬，听他讲课非常认真。而张鸿斌讲课深入浅出，口才一流，连我这从未学过化学的门外汉听了都感到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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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斌多才多艺，拉得一手好提琴。有次厂里开联欢会，他还上台一展风采，拉了一曲《新疆之春》。我对这首曲子较熟悉，源于一位发小当年拜师学琴整天练它，曲中揽括了小提琴演奏的诸多技巧，难度较大，也是研习小提琴者必须过关的主要曲目之一。张鸿斌琴艺娴熟，潇洒自如，一气呵成，滴水不漏，令全场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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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说张鸿斌又回到母校厦大，继续师从蔡启瑞教授攻读研究生，最终自己也成了教授。
有次政治学习也印象深刻。那次是氨厂一位姓张的领导给我们作报告，讲“动机与效果”。那是我第一次听这种富含哲理的理论，听得津津有味也浮想联翩。在敬佩授课者的同时，也感慨自己书读得太少，太没知识，枉为“知识青年”。
后来才听说那位领导以前是党校的教员，理论功底深厚。心想只有像他和张宏斌那样的人，才配称有“知识”。当然也应包括我那当教书匠的父亲和他那些同样被称为“臭老九”的同事。
在氨厂时，我虽只是个油漆保温工，却也有过一次“闪亮登场”的经历，就是在张宏斌上台拉小提琴的那次联欢会上。
记得那次是1971年春节放假前的联欢晚会，各个班组都要准备一个节目。都是泥水小工出身的保温班实在拿不出节目，我看班长很为难，就说不然我去吹个口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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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站在灯光照耀的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吹奏口琴。刚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对着麦克风吹出第一个音符时就立刻进入了旁若无人的状态。一曲《喜洋洋》后，掌声热烈；又一曲《步步高》，掌声依旧；只好再来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完毕后立马转身溜之大吉，全然不顾台下那阵阵的掌声。
保温班的同志很高兴，觉得我为班组争了光。班长更高兴，说以后看还有谁敢小瞧我们这些油漆保温工。
那次后，氨厂似乎很多人都认识了我，碰到以前不太熟悉的也会跟我打个招呼。不过也可能仅仅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
有天我去厂理发室理发，理发师傅见了我很高兴，说那天我吹的口琴里有高难度的“分解和音”。我一听当然知道他也是个口琴爱好者，于是两个知音高兴地聊了起来，还约定找个时间一起搞个二重奏。
只是不久后我就离开氨厂回到了农村，也就没那后续的“口琴二重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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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节后，氨厂所有设备安装完毕，开始进入试车阶段。同时也开始一批批公布定员名单。
试车是从造气车间点燃造气炉开始的。随着山坡上那水煤气柜的渐渐升高，各个车间逐步进入了运行状态，室外的那些冷却管道也开始哗啦啦地淋水，最后启动的是合成车间那几台隆声如雷的巨大的电动机和压缩机。当那高高的合成塔第一次成功地合成出碳酸氢铵时，全厂欢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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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告栏里每公布一批定员名单，我都紧张又忐忑地去寻找自己的名字，但每次都沮丧而归。几次后，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于是壮着胆子去找了原来认识的一位厂领导。
领导姓黄，曾经是我父亲所在院校负责团委工作的老师，后来下放到长泰继而又到了氨厂，也是氨厂建设时期的领导之一。黄老师当然知道我父亲也认得我。但那时我身份卑微，加之父亲受审查，自然是自知之明，偶尔遇见时也只敢尊称一声黄老师。现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他打听一下。
结果不出所料——是因为父亲的事。尽管黄老师也深表同情和遗憾，但在那特殊的年代，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我听说他也离开氨厂调回了省里的某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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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班的队友都留下当了工人。而我则在氨厂正式投产前夕，打起背包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整整呆了一年的氨厂。心中五味杂陈。
回生产队前，我先回了一趟漳州去看望还在受审查的父亲。父亲见了我很高兴，说负责审查他的一位学生向他透露：你那个在长泰合成氨厂当民工的小孩表现不错，氨厂准备招他当工人。
我知道这是氨厂派人来外调过。当我把真实情况告诉父亲时，父亲睁大眼睛失望地看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在氨厂的那一年，我十八岁，正是怀揣梦想憧憬未来的青葱年华。按某大导演现今的说法，叫：“芳华”。
后来
后来就像有首歌里唱的一样——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刚回生产队，就听说祖地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王南进刚刚招工去了氨厂，心里虽有点失落，却也还算平静坦然。而我所在的坂仔生产队此时也已从祖地大队划归到了陈巷公社林果场。
那时的陈巷林果场是全省林业系统的先进单位，蜚声在外，如日中天。此后，我在陈巷林果场又渡过了四年的知青生活。当然，也经历了更多的事情。
合成氨厂投产后，为长泰县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年，全国“小氨”会议（小型合成氨厂经验交流会）在长泰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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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氨厂后，我仍与浴澄保持着联系。有次去氨厂找他玩，还被他拉着一起去修理厂广播室的扩音机。当我看到山坡上那高高升起的水煤气柜，自然想起了当初钻进那气柜里漆生漆导致全身过敏的情形；而与浴澄晚上常常在那儿喝酒聊天的造气车间楼顶，早已被煤烟熏得一片乌黑。时过境迁，心中不免感慨。
终于，四年后，我走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那是1974年11月的一天下午，林果场的陈龙成书记派人把我从干活的地里叫回场部。两位自称是地区革委会组织组的来人告诉我：你父亲已正式“解放”恢复工作，组织上根据你父亲的要求，办理退休让你补员回漳州。说完拿出两张表格让我填，填完后收起表格就乘车离开了。临走时告诉我，很快就会接到调回漳州的通知，让我提前做好准备。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我始料不及，犹如天上掉下了个馅饼。那时通信落后，我无法与还在地区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联系证实。但我理解父亲，他一定是觉得当初是因为他的问题才使我错过了招工的机会，所以一“解放”就要求退休让我补员（那时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可由子女顶补）。
不过，我最终还是被县里留了下来，调到了吴田山上的电视转播台工作。当然，父亲也终未办理退休，又继续工作了多年。
当年一起在氨厂基建队的那几个知青后来也都各奔前程：正忠招工去了铁路系统；炳山先是去了漳州五交化，后来在一家企业发了点财；坤江则在漳州一所中学当老师；而那个样板戏唱得很溜的文利听说是去了厦门轮渡公司；留在氨厂的浴澄后来也调回了漳州某工厂。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已退休，偶尔相遇，说起往事，仍犹如昨日。
几年前，有次我开车路过氨厂附近，虽然已时隔四十几年，仍很想再去看看那曾经给我留下了太多记忆的地方。找到了进入氨厂的那条路（沿那条路翻过一个山头就是氨厂），却被一闸栏杆挡在了路口。一看，栏杆上有个木牌，上书“××化工有限公司”，周围见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一辆车。我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氨厂应当早已改制，那闸拦后面就属私人领地了。看看天色将晚，没人可以打听，只好遗憾离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原来插队的坂仔生产队又回归到祖地大队（现为祖地村），而陈巷公社林果场也随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而寿终正寝。场部被夷为平地，山林卖给了个人，只留下那块刻着“长泰县陈巷林菓场一九六〇年”的石碑依旧立在原来的公路边。
长泰县陈巷林菓场——一九六〇年（摄于2016年）
大概只有它，还能让人想起它那曾经辉煌的过去。
（注：文中配图源自百度图片及搜狗图片）
二〇一九年元月于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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