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文化名人，他因为一举多夺得中国封建王朝科举考试中唯一一次‘’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打破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被称为‘’经济特元‘’。这位从状元做到大学教授的文化名人，便是袁嘉谷先生。
滇南石屏早有“文献名邦”之称，自古以来民风淳朴、重教兴文，城内“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明末清初更以“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闻名于滇。
1872年7月，袁嘉谷就出生在这个人文蔚起的小县城中，他是家中的第五个男孩。
父亲袁德洋虽是商人，却深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不仅舍得花钱购买经史子集给儿女们读，还专门辟出“读书楼”，让袁嘉穀兄弟在后院安心读书。严谨的家庭教育环境里，袁嘉谷五岁便开始读书，能做到“经耳无遗，触目成诵”，父亲为此欣慰至极。
1887年，16岁的袁嘉谷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是为禀膳生员。受到地方乡绅的赏识。
1903年，在故宫保和殿内举行了一场清末新政以来的首次开考——经济特科殿试。袁嘉谷奋笔疾书，将满腹经纶化为洋洋洒洒的报国之策。
五天后，他被晚清名臣张之洞等阅卷大臣擢选为当科状元，受到慈禧与光绪的召见，并称其为“国士无双”。帝师孙家鼐更赠榜“国朝第三人”。袁嘉谷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
昆明聚魁楼碑记中的末句“大魁天下，可拭目俟之矣”如今终于成为现实。
佳音传滇后，乡人沸腾，总督魏光焘书“大魁天下”牌匾高悬聚魁楼。
1904年，袁嘉谷奉派到日本考察学政，并担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他认真观察、了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得的进步，从中得到诸多启示和借鉴。这对他日后担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和浙江提学使颇有裨益。
1906年归国后，袁嘉谷受命筹备成立学部编译图书局，随后担任局长。他深知教育对民族进步、国家富强至关重要。少年强则国强，立国需先立人。他领衔同仁编写全国首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他关注国民疾苦，并为保护敦煌文物作出贡献。
1909年，袁嘉谷被朝廷派往浙江担任提学使兼布政使。借鉴日本兴办教育的有效办法，妥善处置了学界风潮，大力发展浙江的民政、教育事业，成为浙江士绅民众衷心爱戴的“小学台”。
袁嘉谷深爱云南，晚年仍然笔耕不辍，致力于搜集和整理云南地方文献、研究地方文化，完成了《滇绎》、《云南大事记》、《滇诗丛录》等著作；以杰出的史学思想和考据成果成就了“滇学”这一学派。以等身的著作践行了自己“吾中国人也，应读中国书，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的宏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沦陷。风雨飘摇中，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66岁。
袁嘉谷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在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为后人留下400多卷学术著作。他还是一位爱国、爱乡、爱才的诗人和教育家，尤其酷爱滇史，始终以保存云南文化遗产为己任，他说“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其忧国忧民、刚正耿直、恒于勤苦、乐于提携后生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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