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32、奉若神明

一、出场角色

1、伯爵—本书主人公。

2、索菲亚—伯爵养女。

3、理查德·范德维尔—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

4、比利—理查德·范德维尔的随从。

二、内容梗概+解读

这是伯爵在大都会酒店的最后一天。父女俩沉着冷静，分别从法国巴黎、苏联莫斯科成功逃离……

正文

6月21日，尽管伯爵直到凌晨4：00点才上床睡觉，他仍然在惯常的时间起了床。他做了五遍下蹲，五遍伸展，然后又深呼吸了五次。他的早餐是咖啡和饼干，以及每天必有的水果（今天是好几种不同的莓果）。饭毕，他便下楼读报，还同瓦西里聊了一会儿天。午饭他是在广场餐厅吃的。下午，他到裁缝室去看望了玛丽娜。因为今天不用上班，于是7：00点他便来到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他的开胃酒。晚上8：00点，他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在十号桌吃过了晚餐。可以说，这一天他过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晚上10：00点离开餐厅之前，他告诉娜蒂娅经理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然后，他趁机溜进没人的衣柜间，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的雨衣和软毡帽借了出来。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1918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1963年6月14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米什卡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时光来去匆匆，世事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在伯爵沿着楼梯下到酒店大堂的同时，索菲亚刚刚结束她在巴黎普莱耶勒音乐厅里的演奏。她从钢琴旁站起来，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前，她也没忘记要优雅地向乐队和指挥致意并表示感谢。从舞台上一下来，索菲亚立刻得到了大使馆文化随员和乐团团长瓦维洛夫热情的拥抱与祝贺。这是她最为出色的一次演奏。他们俩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舞台上。因为那位小提琴神童已站在了面朝乐团指挥的位置上。

索菲亚独自走进更衣室。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演奏一遍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需要三十多分钟。索菲亚则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音乐厅的出口。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去了音乐家的专用洗手间。

进去之后，她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上。甩掉鞋，脱下晚礼服，摘掉项链。她换上她父亲从意大利男士那儿偷来的宽松长裤和牛津棉布衬衫。然后，拿出父亲为她准备好的剪刀剪起头发来。这把白鹭形状的小剪刀曾是伯爵的妹妹最心爱的物品。

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染发剂。瓶盖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13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似乎成了她的形象特征，索菲亚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染完头发，她把瓶子和剪刀放回包里，拿出伯爵从意大利人那儿偷来的帽子，搁在水槽上。她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没有把她的鞋子考虑进去。索菲亚别无选择，索性把两只鞋扔进了垃圾箱。

她拾起地上的晚礼裙和项链，也打算一并扔掉。是的，万一她在路上被人拦住，对方要检查她的包，这几样女性物品会暴露她的身份。索菲亚迟疑了片刻，把衣服塞进了垃圾箱，但那条项链，她还是顺手放进了口袋。

索菲亚把背包带子绑结实后，把它搭到了肩上。将帽子往头上一扣，打开卫生间的门。音乐厅里，弦乐的声音开始变强，这表明第三乐章快结束了。从卫生间出来，她绕开更衣室，直奔大楼后面而去。途中，她从舞台背后路过时，音乐声已变得愈加高昂。紧接着，当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已从音乐厅后面的出口走了出去，光着双脚踏进了夜色之中。

索菲亚走得很快，但没跑。她绕过普莱耶勒音乐厅，来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她穿过大街，来到一家店门口，把头上的意大利人的帽子取了下来。她从帽檐底下，将她父亲塞在里面的一张小地图摸了出来。她把地图打开，找准了方向，然后照着图上的红线，先沿圣奥诺雷郊区大街走了半个街区，再经奥什大街来到凯旋门，接着向左拐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径直往协和广场走去。

在地图上标出从普莱耶勒音乐厅到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时，伯爵特意选了一条曲曲折折，而非直线的路径。多绕一段路，索菲亚的路程只会增加几分钟时间，却能让她完全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熙攘的人群里。而且，就算那时她的失踪被人发现了，她仍有足够时间抵达美国大使馆。

然而，伯爵滴水不漏的计划中还是有一件事他未能想到：当一位21岁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在夜色中看见溢彩流光的凯旋门和卢浮宫时，她的内心会是何等震撼。没错，一天前，索菲亚已经见过这两个地方了，他们还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但正如伯爵事先猜测的，她是坐在大巴士上隔着车窗玻璃看的。这和站在初夏的街头定睛凝视它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她不久前还在舞台之上，接受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此时却以乔装打扮的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了这里……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

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理查德·范德维尔随员比利敲门告诉他，有个没穿鞋子的小伙子要求见他时，他正在大使馆公寓里就打领结之事与妻子讨论着。

一分钟后，随员领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边软帽，光着脚。小伙子礼貌而焦急地把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抓在手里，放在腰际。

范德维尔太太说，“比利，这不是什么小伙子。”理查德很快就认出，这是伯爵的养女索菲亚·罗斯托夫。索菲亚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理查德告诉随员他可以走了。然后，他咧嘴一笑，走到索菲亚跟前，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他转头对妻子说，“我跟你说了她是个美人吧？”“可不是嘛。”范德维尔太太笑着说。可在索菲亚的眼里，范德维尔太太才是个真正的美人。“这可真是喜出望外啊。”理查德说。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索菲亚有些犹豫地问道。“我们当然知道！可你父亲办事越来越神秘了。他是向我保证过你会来，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来，他都没跟我说。至于来的时候你会光着脚，扮成男孩的模样，这个他也绝对没告诉过我。”

接下来，理查德让夫人给索菲亚准备点吃的，找几件衣服。他得与索菲亚把正事办完，因为，伯爵给理查德带了东西，而索菲亚对理查德说，那得有东西先交给她才行。

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他交给索菲亚的东西像本大书，是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包裹。索菲亚解开包裹上的捆绳，打开折叠着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旧版的《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似有《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桥段，不知哪个学了哪个）

索菲亚把书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然后把身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她把包里的杂物一股脑倒在椅子上，然后把空包递给了理查德。

“我父亲说，你得把背带顶端的线缝剪开。”

理查德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在桌上展开。

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 U 形桌，在 U 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原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被领进417号套房。而一手操办晚宴的人就是赫鲁晓夫。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

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

后来，整座城市灯火通明，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当大家开始回到各自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读罢伯爵的描述，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他想，像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样的人，一百个都不嫌多，他通通用得上。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稍微有些卷曲的小纸片。理查德把它拈起来一看，马上认出了伯爵的字迹。这张字条应该是被卷在了那份报告中间。在简单交代了如何确认索菲亚已安全抵达大使馆之后，它还列出了七位数的一串数字。

理查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比利，现在总机上有几位姑娘在值班？不够！去打字室，密码室，还有厨房，只要长了手指的，全都找来。”

伯爵扛着他的旅行包来到酒店大堂，并在盆栽棕榈树之间找了张椅子坐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看着酒店的宾客来来往往，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他还听到了从夏里亚宾酒吧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

在那一刻，不知怎的，伯爵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和谐，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大计划里，他现在就该坐在盆栽棕榈树之间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待。几乎就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伯爵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

因为，正如伯爵给理查德的字条所写的那样，大都会酒店一楼所有的电话几乎同时响了起来。主服务台上的四部电话、电梯旁边靠墙的两部内部电话、瓦西里的服务台和服务员领班桌上的电话、广场餐厅的四部、咖啡馆的三部、行政办公室的八部和“主教”办公室的两部，总共是三十部电话，全都同时响了起来。

三十部电话同时响，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堂里的人开始不住地来回张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在半夜12：00点让三十部电话同时响起来？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

一帮喝醉了的家伙从夏里亚宾酒吧来到了大堂，他们的喧哗声把住在二楼的宾客吵醒了。被吵醒的客人正要沿着楼梯冲下来找他们理论。趁着混乱的工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悄悄地把从记者那儿偷来的帽子和大衣穿戴好，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便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