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北大学生把大字报贴的满墙都是,“三反”之后,杨绛夫妇以为大家都变了,其实原来都没有变,“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就是“萧反”“反胡风”,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但是杨绛夫妇的工作从未间断。
1956或1957年间,杨绛女士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于她的《堂·吉诃德》重译的任务,在“反右”那年春天发表了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学术论文,并没有引起注意;钱钟书先生则于1956年底完成了《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
“右反”后又来了一个“双反”,随后又开始了“举白旗”运动,钱钟书的作品《宋诗选注》以及杨绛女士的论文都被定义为白旗,需要“拔”。钱钟书先生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所以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都由杨绛女士代领传达,杨女士被“拔”地苦不堪言,所以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接下来便是全国的“大跃进”运动,钱钟书先生一家三人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杨绛女士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钱钟书先阿圆生1958年12月初下放昌黎,1959年一月底回京,钱瑗则下放工厂炼钢。
钱钟书下放昌黎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了,等他回京时,却带回了许多北京已经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钱氏夫妇分离三个月后再次团聚。
1959年5月,钱氏夫妇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究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了,但是一家三口加上阿姨依然能够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杂物。
进了城,吃穿用度都方便了许多,政治运动也随着“三年饥荒”安静下来。同时,阿圆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父母又是“双白”,她只是一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工作?然而,她填的志愿是“支边”,但是让钱氏夫妇意想不到的事情是:阿圆毕业分配到留校当助教,他们知道消息后,高兴坏了:女儿可以永远留在身边了。一家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幸福和趣味。
在那个政治动荡,人人自危的年代,杨绛夫妇却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学问,这种学术精神难能可贵,不禁让人心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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