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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线史观的思考基轴上，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将 19 世纪前期出现的放任派抬头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放任派的主张并不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预作准备。相反，它是在为这一特殊时期提出解释，这个时期，银贵钱贱危机十分严重。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 (1850—1895 年 ) 时期之倾向干预主义，也与本期严重的生命危机导致对集权领导有所期待和清政府更为牢固的控制商业税有所关联。
在 19 世纪前期的中国，除了拒绝干预主义者的货币政策建议、削减或中止省级政府铸造铜钱及铸造一些贵重金属硬币之外，很少听到限制土地私人所有制的建议，并且这种体制也仍旧维持原状。尽管当时的学者官员对钱庄聚敛财富多有抱怨，但也没有采取什么改变措施。商人和其他人一如既往般的自由移动，强制节约的法令也没有公布。
清代除了滇盐是由政府运送和销售之外，其他地区的盐是由享有垄断权的盐商运销。他们由盐运使和户部获得运输与购买盐的执照——盐引。每一张盐引以 200 斤为购买单位，这是一般中等收入百姓所无法负担的费用。在 19 世纪初叶银贵钱贱以前，一般而言贩盐的获利丰厚，所以盐引的持有者倾向传给后代子孙。 1830 年包世臣建议，盐票承购的单位降为 1 斤，为低收入者所能购买，在纳税之后可以在市场范围内自由销售，称票盐法。
总的来讲，在 19 世纪前期市场波动有如狂澜，国家因而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这种情形是强调个人自主性并且对皇权力量有所限制的哲学获得广泛认可提供基础。
相对地，主张干预的经济建议之所以一一遭到否决，也与货币危机有关。此时官僚体系的不健全，是发行纸币和大钱的建议一再被驳回的理由。当胡调元发行纸币的提议送交两江总督时，因为官员的无能，所以总督的反应冷淡。对两江总督而言，纸币以前可以发行，但此时不能 ; 可以由老百姓发行，但不能由政府发行。其理由是：“官之不先自信也。”穆彰阿及其他人否决王植铸造大钱的建议时亦指出：“今日任事者不及于古，而作奸者更甚于前。”
嘉庆末期的银贵钱贱危机仅在局部地区发生，然后至少在 1820 年时就已经遍及全国。从 1822 年开始， 11 个省份都请求政府缩减或停止铸造制钱，因为相对白银来说，制钱已经大大贬值以至于没人愿意接受。正是在 1820 年代，鸦片贸易的中心也逐渐离开了清政府辖区，先从广州到黄浦，再从黄浦到零丁洋，进而完全脱离清政府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 1808—1850 年间中国白银约外流了 3.68 亿西班牙银元之后，在 1856 和 1886 年间约有 6.91 亿墨西哥银元涌入中国，并且清政府通过几种商业税的征收利用了这笔收入。
从康熙到道光时期，户部银库仍有盈余。但与前代 5,000 至 6,000 万两的盈余相比，道光时期的 800 万两盈余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的三年内消耗殆尽，清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增收诸如厘金之类的商业税。
“思想不仅反映现实而且生动地解释着现实。19 世纪中国思想倾向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在面对不同历史情境时的灵活应对潜力。
从 1808—1856 年间，大约有 3.68 亿银元的白银流出国外，而在 1721—1800 年间和 1857—1886 年间分别有大约 1.73 亿和 6.91 亿银元的白银流入中国。从 1888—1898 年间，中国的贸易收支转为赤字，但是海外华人的汇款弥补了这一赤字，因而白银仍有净流入。从 1899—1921 年间，除了海外华人的汇款外，马关条约所允许的外国借款和投资也弥补了贸易赤字，而使中国的国际收支成为正数。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六年，林则徐曾主张种植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 ; 因而，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白银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鸦片来解释 19 世纪前期的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中国使用的鸦片确实多于英国。
西方国家开始不再向东方国家供给白银的 1808 年，也是中国市场上的银钱比价涨至官订比价之上的那一年，并且至少从 1809 年开始，中国的官员也注意到了白银的外流。 1814 年时，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供给的白银数量急剧下降 ; 而这一年也是伦敦海关首次报导白银从中国流向印度的一年。
到乾隆末期，不仅是银的使用范围扩大，而且中国的耕地和人口也增加了一倍。然而，广泛使用主要来自国外的白银，已经成为这个成长中的帝国的致命伤。帝国政府根本无法掌握白银的供给。尽管帝国的铸局也为庶民铸造制钱，而且政府也规定了银两的单位和样式，但是进口的银元也能够流通，甚至可以用来交纳赋税。除了政府银库中的存银之外，大多数白银还是在庶民尤其是商人手中，因为几乎所有的白银都来自商人操控的国际贸易。事实上是钱庄而不是政府的银库在监控着货币的流动。当 19 世纪前期的白银外流导致相对于制钱来讲的银价上涨一倍时，这给清政权的统治和市场领域都带来突然的冲击
货币不足使许多人的收入减少，并且由于人们不得不使用更昂贵的白银缴税，政府税收包括田赋、关税、盐课及杂税等等都大大减少。大部分政府开支也用白银，由于官员们也得在钱庄用制钱换取白银，所需要的制钱量也增加了一倍。税收的不足助长了贪污，更进一步消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明末的税收以田赋为主而商业税收微不足道。当政府加重更多的田赋时，就爆发了一系列的动乱并导致明王朝的灭亡。 [15] 然而，清政府却可以从回流的白银中获得许多新的商业税增加平定太平天国等运动的资金。 1775 年后，当清代经济早已依赖于来自西方国家的白银时，清帝国要比明帝国更加受到全球白银供应的制约。
尽管中国在 19 世纪前期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当中，但西方思想对中国学者官员探究货币危机问题几乎了无影响。不过在许多方面， 19 世纪前期中国关于市场的理论可与西方相似的理论相媲美。由于此时西方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几乎局限于地理学、宗教和历史方面，因此， 19 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只好从前代寻求历史先例。与其后可以利用西方经济思想的时期不同， 19 世纪前期是纯粹用传统观念处理货币危机的最后一个时代。这为我们提供了视察传统中国有关权威、历史变迁以及国家—市场关系等方面态度的全方位窗口。
虽然没有像凯恩斯和哈耶克那样充分利用数学这项重要的现代质素著书立说， 19 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间的热烈讨论与凯恩斯和哈耶克间的讨论非常相像。尽管当时没有想到要成立中央银行，但以王瑬为代表的思路曾提议由政府控制货币的发行权，从而达到符合凯恩斯理论的结果：由增加公共设施消除失业，并减少腐败和行政失职。以许楣为代表的反对则提出类似哈耶克的想法，即通过私人银行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为社会提供以贵重金属为主的非通货膨胀性货币，并让市场自动平衡。
因为传统思想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总是在不断对话着，所以，尤其是在中国再度更加融入世界经济的当儿，传统政治经济思想中的灵活文化实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多种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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