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的是非观也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中立状态,似乎无可无不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基本依附于师长的判断,大约他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想着好好做人、不违法,便不用学法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懒得去维权,大多是一种“算了”的和事佬心态。久而久之,一种逃避的习惯也形成了,遇到问题想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怎么和自己释怀,这种心态让自己一度丧失了生命原有的“攻击性”。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要展现攻击性的呢?我实在觉得这两年来走了很多弯路,但也确实成长了很多。一度我总以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累赘,自己的成长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和衰亡之上,我需要去偿还、救赎或者满足他们的期待——这种过重的道德负担压在身上,让我一度丧失自我。
而攻击性的展现,也是自我生长的开始。创作是非常需要自我意识的,科研如此,写作如此,待人处世也是如此。我认识了很多有批判性思维的大脑,读过一些有思想深度的书籍,了解了一些社会热点也学习了如何认识社会性舆论事件,还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的生长环境其实还是很自由的,所以我得以完成上述的自我生长。而有的人是没有完成这种成长的,看着年龄、辈分虽然比我大,但看待事物方面思维欠缺成熟,给人一种“巨婴”的即时感——既没有自我权利意识,也没有自我责任意识。
诚然我也是欠缺成长的,我相比于那些已经在职场中工作的人匮乏了太多的社会经历。我的社会认知和生活阅历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网络媒体、影视文学、社会他人,组成复杂且真实性不可靠。这种匮乏是即便我怎样对现象反思都弥补不了的,没有实践的认知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我毕竟不能像温铁军老师那样,实实在在的去做研究。我还有自己的主业,我做这些思考纯粹是促进自我的一个成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要感谢这样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给予我一个相对系统的、具象的社会认知。而社会认知是可以指导社会行为的,比如求职求偶、应对家庭生活等。
至此,我的自我已经得到初步的建立、成长了,并且相对稳健强大,足以独立处理一些生活中的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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