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初，离春节已经很近了，北京的市民已闻到了春节的年味，我们却收拾起行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奔赴延安去插队落户。
路上列车飞驰。越走，景色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经过几天在火车与汽车上的颠簸，我们十几个知青在中午的时候，被安置在一条山沟的沟口，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队长杜福喜。“学生娃可来了。”他叼着烟袋锅子，一边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同我们一一打招呼。
队长，离咱村还远吗?”
“可远哩，得赶紧走，到家就天黑了。”队长的劲儿可真大。他捡了一个最大号的箱子背起就走，我们跟在他的后边。望着满眼光秃秃的山梁，山梁上，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放羊娃，目光呆呆地望着我们。
当时，我心里想:这难道就是我们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吗?不知走了多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队长指着隐隐可见的窑洞说道:“到了前边那个村就是。”忽然，十几个娃娃，一窝蜂似地向我们跑来，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簇拥着我们进了窑洞。窑洞里很暗，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有一股怪味，这股味是从酸菜缸里散发出来的。炕倒是烧得暖暖的。还没等我们在炕上坐定，乡亲们就不住地问这问那，并端来热腾腾的油糕、米酒。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的，他们却慷慨地拿出来款待我们。那缸酸菜是各家各户凑的，虽然不好吃，却帮我们度过了春天。通过和老乡的聊天，我知道我们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在陕北属于中等自然村。老乡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我们村可好哩，砍柴方便。”当时，我觉得我们来插队，又不是为了砍柴方便。生活了没半年，这才知道，烧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人常说“开门七件事”，这七件事里有一件与柴有关。尽管说砍柴方便，但要往回背，背回来还要劈开、垛好，麻烦着哩。
记得刚开始我们同社员一起出工挑羊粪，队长给我们装得最少，和当地女娃一样多，可我还是觉得非常沉重，压得肩膀酸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们也渐渐和社员们一样了，同社员下地干一样的农活，吃一样的饭菜。陕北的小米饭可真香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觉得农民真伟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抱怨。不知不觉，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年，我同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三年，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不怕，吃任何饭菜都觉得很香。
记得，当年我们和老乡上山挖野菜，中午吃小米饭时，就着野菜和陕北特有的酸菜，把肚子吃得沟满壕平。记得有一次我病倒了，同学们都出工了，我独自躺在窑洞里，这时，忽然门开了，我们邻居大娘从外面进来，她手里端着一大碗纯白面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她说:“娃娃，快吃吧，发发汗病就好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村民们日常吃的是玉米面、高粱面，有时还吃糠和麸皮。大娘家的情况我知道，劳力少，孩子多，白面可金贵了，不年不节的舍不得吃。大娘拿自家的白面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可真香啊，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碗面。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节约粮食。有时与家人或朋友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半拉馍或半碟菜，我也会打包回去。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和同事到外地出差，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由于习惯不同，很多同事会不适应，我却从来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不适应。有过插队生活经历的人好像对生活没啥挑剔。现在，我已退休在家，每当我回忆往事，最难忘怀的依然是陕北高原的父老乡亲和那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文/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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