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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文人相轻，但过半的中国作家都曾对阿城的花式称赞过：
刘震云：“中国能拿诺奖的作家不少，但钟阿城只有一个。”
王朔：“北京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
莫言说他是个“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
陈丹青说：“北京这里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家，比如写《骆驼祥子》的老舍，但若要我在两人中选一位，我选阿城。“
黄章晋：“阿城的文字，在中国作家里面是最俭省、凝练的，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境界。”
种种如是，不一而足。
30年前，阿城的小说“三王”如惊鸿出世，名动一时。那时候文学批评家以为是奇人临世：
“《棋王》，《树王》，《孩子王》一出，吓傻了一帮人，不用琢磨，这基因（知识结构不一样）看着就好，没辙，只有鼓掌。”
阿城的小说带着一种回归传统笔记小说的古意，像一阵清新的风让人舒坦。不仅在大陆引起轰动，港台海外的圈子也惊呼：“久违的中周正韵又回来了。”
这种韵味来自阿城卓越的遣词造句的才能，阿城非常懂得中国词语的内在韵律。
作家止庵曾说过阿城是第一个让自己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他开辟了中文动词的又一境界，是这门语言的功臣。
阿城小说语言，短小劲道，字字如珠，雅俗相间的语言风格自成一家。
《棋王》中王一生的吃相经典片段：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
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
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
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雅，主要体现在少主语，多用文言书面语和精炼单字的大量使用。另一方面，阿城通过运用大量口语词和白描手法，在营造“俗”的表象背后，表现出小说语言原始的感染力。
老齐、老吴和老孙，都去捣粪干。
老孙捣得很认真，居然在干校的大喇叭里被表扬了一句。
老吴和老齐，决心更认真。先用石头把粪干砸裂，再砸，粪干成了小块。再砸，粪干由黑变赭。再砸，由赭变黄，变金黄，变象牙白，呈短纤维状，轻轻的，软软的，有一股热热的干草香气，像肉松。
起风了，突然间就很大。
粪都在天上。
老齐，老吴，老孙，猪，狗 ，都望着天上。他们觉得，好久没有抬头看过什么了。
——《大风》中的捣屎片段
阿城的文字极为洗练，几乎不用形容词等 , 力图避免文字及事物质感的被遮蔽。
大概是因为经历过文革，他的小说的题材多为知青生活和日常民俗，但阿城以极为个性化的方式处理着人们共有的记忆。那些黝黑的历史记忆，在他的笔下升腾出一股暖意和喜剧式的声调，那段枯寂的岁月里，也有普通人的智性在闪烁。
他的杂文集《遍地风流》写世间万态，把世界不动声色的摊开给你。书里全是小写的人，与风、树、牛、马、狗一样生活在天地间，没有立意，没有情绪，只有有趣有情之分。在他身上明清文人的淡定，士大夫的趣味都有，全不像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样子。
《闲话闲说》是一部谈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杂谈集子，以人文视角闲聊自在自为的世俗世界。
阿城在90年代左右，就不再写小说了，他行踪飘忽，大隐隐于市。除了小说家的身份，阿城还是个难以被话语描述的文艺复兴人，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阿城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和杂家，他既能画画、拍照，也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会打家具、组装汽车，织布，烹调等手艺，这些技艺并非蜻蜓点水地学点皮毛，而是都达到了职业水准，可以养活自己的程度。
“他到店里买本书，弄一堆零件，在他家楼下，一块块装上，自个喷漆。我亲眼所见，红色敞蓬古董车，阿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跟大仙似的。这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吗？”
——王朔
阿城复杂的知识结构来源于他的人生经验。
阿城生于1949年，他的父亲是中国电影界著名的文艺评论家钟惦棐先生，是全国最早被打倒的著名右派之一。
阿城“黑五类”的出身让他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少年时，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和古玩店是他的文学启蒙地。因从小读的是旧书，所以知识构成与他人便有所区分。
17岁时，由于出身不好，阿城只能知青下乡，这一去就是十一年。辗转在内蒙，山西，云南等地上山伐木，下地种田，掏粪运动，遭受了不少磨难。
后来，钟阿城的父亲钟惦棐将要被平反时，对阿城说：“咱们是朋友了。”
但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阿城回到北京后发表了“三王”，引起了文坛巨大的反响。但比起名气，阿城更关注的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1986年，阿城去了美国，他发现美国不是人情社会，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于是阿城就留下了。他在美国给人刷过墙，送过外卖，教钢琴，倒卖汽车，攒够钱就满世界溜达。
他对名气非常从容，甚至不为所动：
“人生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
前半生的坎坷流离，让他生出对人生的从容："我知道什么是底线。无非是，如果现在天下又乱了，我又回去种地去，不就是这样吗？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我是有受得了的苦，有享得了的福。"
或许这也是阿城的生活态度，王朔曾评价道：“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他对创作没有很重的执念，不强求。这种态度以世俗眼光看来似乎懒散，但对于阿城本人而言，这是他对自己的尊重，也是他对文字的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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