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了字，还是文盲”|《孩子王》读后随感

01 阿城其人

在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里，梁文道曾说，“诸位听说过阿城吗？要是没听过，那可就终生抱憾了。”

王朔这么狂傲的人，对他的评价是：“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太抬我了。北京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陈丹青说：“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北京这里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家，比如写《骆驼祥子》的老舍，但若要我在两人中选一位，我选阿城。”

阿城的父亲钟惦斐是电影评论家，因一句“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艺术家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而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家庭一落千丈。

日子困苦，阿城的精神却很富足，到处跑到旧书店看书，去琉璃厂、画店和古玩店闲逛，这些东西给他打下了特殊的文化基础。

阿城十八岁时，父亲曾对他说了一句话：“咱们是朋友了”。

得知父亲要平反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么些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需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

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得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阿城自己极度热爱生活，是个生活家，能画画、拍照、钢琴、写小说、烹调、打一整套结婚家具。他在美国时，曾经以复原古董老爷车为生。虽如此，相比于传统文人骨子里的清高，他有着自己的人生态度。

他这样表达和介绍自己:

这超不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

我写写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补贴家用。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补贴。我和常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吃饱再谈其他。写并不大于吃。

我是因偶然的机会知道了阿城这名作家，他因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而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今天想聊的，就是他“三王”中的一部，《孩子王》。

02 “识了字，还是文盲”

这部小说内容并不曲折，讲的是一名具有高中学历的插队知青“老杆儿”在农场做工，临时被选中作语文老师，克服了许多教学困难，将自己的教学理念付诸实践，成为“孩子王”的故事。但他因不完全按照队上的意思教课，一段时间后又被撤离了学校。

十年动荡是这篇文章的背景，但是却不是本文的重点。老师“老杆儿”在教学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题，这些很多困难，放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孩子们基础差，没课本，老师不会教，没有统一的教案规划，教学过程脱离真实生活情形，等等……可是文章传递的内涵，还不止于此。

“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这是小说中的“老杆儿”说过的一句话，说得似乎平淡无奇，却重重的砸在人心上。

小说中的老黑说：“我告诉你们，识了字，还是文盲，非得读懂了文章，明白那里面的许多意思，才不是文盲。”在我的理解，这句话其实就是本文想表达的主旨。

我的写作课老师，这样解读本文：

“老杆儿”有思想，他对教育的种种思考，即便是在当下，也依然让行内人觉得有分量，依然觉得还是教育的瓶颈——这些写得叫行外人不厌烦，叫行内人点头。

但是如果说阿城谈的就是“教书”的事，就太小觑了他，他说的决不局限于教育，从其中对“文化”的见解——“文字盲”“文化盲”来看，这是非有大阅历、大学问者所不能道，而且他说的一点也不“深沉”。

我记得在最近的一个视频访谈节目里，知识分子许知远对谈娱乐大咖马东。许知远问：“你为什么要做奇葩说这个节目？如果你父亲知道了，会喜欢吗？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时代有粗鄙化的倾向？”

马东说：“我父亲大概不会喜欢。不过许老师，我没你这么自恋。过去的时候，识字率只有5%（一说是20%），放到现在的时代，也是一样。

世界上只有5%的人，有意愿了解过去，积累知识。其他的95%就是活着。人们内心的趣味并不因为识字了，而发生很大的改变。人们的天性是娱乐。你管好5%，我服务95%。”

看完这一段，联想到《孩子王》里面的相应片段，不禁唏嘘。我想，我作为一个95%，也希望朝着5%的方向挪一挪。

当然，有人评论说许知远是书斋里的愤怒，是个孤独的美食家，而马东是现实世界里的死磕，是个接地气的旅馆老板。

最近“奇葩大会”下线，没想到马东从《有话好好说》走到《奇葩大会》，十年轮回，殊途同归，这是后话。

03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老杆儿”辅导生产队的小学孩子上语文课。一开始，一提到写作文，孩子们的惯性表达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部是一套社论用语，完全不真实，彻底脱离生活实际，这让作者感到十分担忧与不满。

他对学生提出了看似最低限度，其实也是最终极的要求：真实。他提出2点建议：

1. 字要写清楚；

2.不要抄社论。

他说完这两点要求后，学生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老师却和蔼地说：“笑笑好，省得将来耽误事”。

看到这里，顿时对“老杆儿”肃然起敬。他提出了最普通、最基础，最回归常识的要求：打好基础，写自己的生活，写真话。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但是多么珍贵。

要知道，“老杆儿”只不过是一个，自己也只读过一年高中的插队知青，临时被抽调去代课语文。他面临的是什么？

孩子们的年龄基础参差不齐，生字基本不认识，纸版课本更是没有，最好学的优秀学生，要靠在作业本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字典来读书。生产队也不支持他所谓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面对着这样的困难局面，“老杆儿”的做法是:从教一个一个的生字开始，补基础，决不生搬硬套课本。教写作时，回归最基本的要求：写真话，写有用的话。

而生产队上的要求是：按照统一教材的要求教，不要瞎教，搞歪门邪道。其他老师则说：“反正这些孩子以后走不出生产队，学那些东西，有用吗？别得罪队上。”

“老杆儿”却答道：

学生们没机会念高中，更说不上上大学。回到队里，干什么事情都能写清楚，也不枉学校一场。学什么不学什么，有用就行。

老村支书曾经说过：“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还不要说当时正处于十年浩劫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境况中，“老杆儿”仍然顶住外界的压力，不被诱惑牵走，也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他所认为的底线与真实。

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中，他保留了自己的思想与追求，实属难得。他自始至终认为，语文要教基本、有用的东西，语文课不能变成政治课。

看起来与农民无异的“老杆儿”，却不因普通而“狭隘”、“无知”，更不因普通而“苟且”、“平庸”，他在现实世界里，保有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

04 孩子们的成长

班里的尖子生，识字最多的优秀学生王福，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这样的：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本，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老师不觉笑起来，说：“好。”迈到前边，将纸放在桌上。这个简单的表扬给了平时写惯了“红旗飘扬，战鼓震天”的孩子极大的鼓励。

虽然看起来非常生涩，但是得到的老师的评语却是：“第一，没有错字，第二，有内容。”这看似笨拙稚嫩的第一篇，却包含着一份珍贵：真实，言之有物。

最后，在学习了大半个学期以后，又是王福先交上来。老师拿在手中慢慢地看，不由吃了一惊。上面写道：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

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

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句子简单，却力透纸背。每一个字，重于千斤。

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学语文的意义在于：“要学好语文，就要珍惜每一个生活细节，用有体察的眼睛去看世间的一切。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

05 结语

我们的时代在不断的变迁与进化，每个时代的主旋律都不一样，建国初期是百废待兴，动荡十年是根正苗红，改革开放是大搞经济建设，而今天面临的，却可能是信仰的缺失与意义的褪色，人人充斥着迷茫、焦虑与不安。

周孝正老师曾说：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补充说明则是：淡泊功利，内心充满善意，不懈追求完美，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完成内心超越。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引用了《诗经》的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所以，信仰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信仰就是“明知不行而为之”。

有人问康德，你敬畏什么？康德说，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

韩大爷曾说，“贯穿一生的精神追求，客观冷静的判断理性，永不忘记的常识初心，也许才能构成我们在不断变动的时代大潮里，属于自己的那份人生定力”，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