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当时南国诗社著名诗人马君武的两首诗，题目为《马君武感时近作》，其中一首内容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首诗抨击的是“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并直言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因为沉溺于胡蝶的温柔乡。当时《时事新报》的印刷量和阅读量都不少，影响力可见一斑，一时间，“‘九·一八’事变当天，胡蝶和张学良在一起跳舞”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胡蝶措手不及地成了祸国殃民的众矢之的。
据《胡蝶回忆录》记载，当她拍完电影从北平回到上海的家时，父亲愤怒地把一张张大字标题为“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诸如此类的报纸劈头盖脸地向她砸了过去。
她这才知道，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亡家亡国的红颜祸水。这个黑锅也太沉重了，她可背不起。
她知道有张学良这样一个人，但张学良长什么样，她是一点也不清楚，因为两人从没有见过面。可现在竟然有人说他们在一起跳舞，而且还是在“九.一八”那天，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呢！
那么，“九·一八”事件那天，胡蝶到底在哪里？她是和她的《自由之花》剧组正为拍戏的事而忙碌着，根本没有心思到舞厅和哪个达官贵人共舞。
不过他们拍摄的这部《自由之花》却是一部很敏感的剧目，内容是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剧情是写袁世凯和日本勾结的。
对这部戏，日本人是很仇视的，但他们不好明的反对，就只好采取卑鄙的手段。
胡蝶和张学良的这个莫须有的“绯闻”就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他们在天津《庸报》登载了《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文字：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胡蝶很愤怒，她坐不住住了，立即在上海的《申报》发表声明：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未能以戏颈血溅仇人，岂能在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
紧接着，剧组的张石川、洪深、郑小秋等人也出面了，在报刊上辟谣，为胡蝶鸣不平，证明那个夜晚胡蝶是和他们在一起。
既然胡蝶没有和张学良在一起跳舞，张学良那天在哪里呢？又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在“九一八”事变当天，张学良正因伤寒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养病。当天晚上，张学良为了散心，携自己的夫人于凤至女士和如夫人赵四小姐一起去了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了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宇宙锋》。
看到一半的时候，副官就前来报告，说沈阳发生事变，于是张学良立刻返回协和医院，用医院安装的外线电话接通了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的荣臻的电话，让其着手准备应对事变。
可是没有想到，张学良刚放下电话，蒋介石的电话就来了，蒋介石在电话中严令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虽然有心抗日，但蒋介石的命令难违，无奈之下，只得不战而退，因此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放弃了对日本人的抵抗，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拉拢张学良站在他们这一边，为日本人服务。对此，张学良坚决拒绝。
张学良请求南京政府给予援助，将日本军方丑恶的罪行上告国联，希望借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张学良在东三省的号召力尤其之大，他并没有放弃收复国土的行动。
张学良的行动，让意欲坐稳东三省的日军寝食难安。为了转移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注意力，也为了给不愿与他们合作的张学良一个惩戒，于是他们使用下作手段，制造出无中生有的谣言来诬蔑中伤张学良，以削弱他的影响力。
既然是谣言，可为什么诗人马君武还写诗宣传，生怕国人不知道，其实，马君武也是道听途说，加上对张学良的不抵抗，心中都有不满，没有弄清事件的真想，就写了这首诗。后来，马君武为自己的不谨慎而道了歉。
后来，张学良到上海的时候，正好有和胡蝶相识的机会，有人想介绍他们认识，张学良说：还是算了吧，那样一来谣言不就变成真的了吗？
20世纪60年代，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有人问，要不要见见张学良？她回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张学良和胡蝶一生也没有见过一次面，如果不是这个诗歌谣言，也许，他们会相识的。
后来，胡蝶曾表示，这件事是“我生命史上最感到悲愤的一页”。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最恨的便是马君武的那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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