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读完了Daniel Wilson的《AMPED》，藉此说一些从书中产生的想法。
令人意外地，全文未出现外形可怖的机器杀手，或者智商超群阴谋置全人类于死地的终极AI；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人类的一员，甚至是尖峰级智人，甚至如“主脑”那样已被改造到非人化十分明显的智人，我都不曾认为他们脱离了人类的定义；但当他们和旧人类（相对于他们而言的普通人类）一起站到这场人权战争的舞台上时，整个画面却变得比任何关于机器杀手或者超级AI的情节都来得惊悚的多……源自于其复杂，和其真实。
机器人背叛了人类，追杀人类很可怕，但到头来这尚且是可以想象的，是可以揣测的，也是纯粹的——换句话说，即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人类一方，我们是可以防范的。毕竟对方是另一种智慧体，是不同于人类的，我们可以分辨出自己的敌人，可以构造出对策，可以背靠“人类群体”这个归属的定义去作抵抗和发动并无太多顾忌的战争。
相比起来人类被应用于自身的科技所改变更可怕，而最可怕的是人类自身，是人类在歧视同类，异化同类和憎恨同类时所发挥的无限潜能。书中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和匹兹堡的故事或许充满了血、愤怒与争斗，但实际上如果回望人类自身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那些已经翻过去的年代中，没有一页不是浸透着血与泪的——离我们久远的，有二战期间美国本土的日裔美国人被囚禁和二战前期波兰国内犹太族国民被歧视、美国70年代的人权斗争和女权斗争。而在当代，仅仅在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同样诉说着同样的情绪和本质。
细问历史，便可发掘这些章断来自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信任和某些基于社会背景的歧化；即便事件的双方仍然是相同的人类，已能到骇人的残忍；则更不用说当因为某种科技在本质层面上让原本统一的人类中产生了裂隙，也就不奇怪书中的智人和普通人类两个群体能够斗争和相互压迫到那样可怕的程度。
静心去想，我惊讶地意识到，引发隔阂，诱发异化的端倪其实已经开始——也许人类自身不曾意识到——但我们所创造的技术，却已经在接近我们。在逝去的上世纪黄金年代中，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听音乐，彷佛它就是温暖的壁炉。接着，人们肩上扛着Boom box卡带机边走边听，再后来我们有了能装进口袋的随身听，黑色的耳机线像触角一样伸入我们的耳朵；而现在市面上已经能找到直接通过头骨传播声音的播放器，下一步，这些工具可能就将穿过皮肤，进入我们的身体了。
请先压制住可能的恐惧，澄清这一认识——工具并不邪恶，它们的出现唯一是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工具没有情感，它们是中立的。只是身为人类的我们，误用了工具，或者因为其中的某一种过分依赖而迷失了自我，我们便模糊或者曲解了“人类”这个词的界限和定义，从而引发令人惊讶，或者称为惊悚的结果。
而且现实世界中不缺例子。
南非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双腿自膝盖之下被截肢，随后他使用了一种名为“猎豹刀片”(Cheetah blades)的倒问号形碳纤维假肢做了修复术以恢复站立和运动能力。而且他是唯一打破奥林匹克400米短跑资格赛45.30秒入围成绩的南非运动员，是奥运会上第一个以截肢残疾人身份参赛的赛跑运动员。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性，皮斯托瑞斯引用了大量实验数据和科学论述来说明他借助“猎豹刀片”假肢所获得的优势会被其双腿截肢的劣势所抵消——一正一负相消，他和常人无异。在目前我们尚可说这事能接受的，然而，修复技术的进步将很快打破这种平衡。
未来的修复术将采取碳纤维、钛金属等先进材料，并通过脑部植入的芯片实现无障碍的中枢神经控制。这种假肢具有完全的触觉感知能力，以及针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智能反应的能力，甚至可以与活生生的肢体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奥运会上“正常肢体”的运动员可能反而无法与“智人化”的残疾运动员一较高下，旋即我们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禁赛？剥夺残疾运动员参赛的权利？关闭和打压假肢修复技术公司？为了一场国际赛事形式上的公平性我们假借正常人类人权的名义剥夺了另一群人类正常生活的权利？
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还未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心理准备。
就如书中开篇所言，“我们为了解决问题而制造工具，同时这也是我们得以自定义为人类的一条界线”，答案很明显不在工具一方——它们的形态和存在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消灭先进的工具无异于奴隶制时代为了平叛而让奴隶们只使用最粗劣的生产设备——技术的发展必然不可逆，且这一不可逆势必造成两代人的分割，当新的一代接受新技术、旧的一代意图坚守传统时，社会的格局也算一种完整吧；奋勇向前，同时勿忘脚踏实地，可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原则，而这其中的细节，却只能留给每一个人的想象力和选择了。
就如同Daniel在一次采访中说说——“如果有这样获得芯片植入的机会，我不会第一个去尝试，但我会排在队伍的第二名。”
我可能会犹豫，但我想我会站在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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