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坚称，“我就是不信他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让我想起那个女孩说的那句“我觉得他杀过人”，我的好奇因此陡然增加。如果说他是从路易安娜的沼泽地、或者纽约下东区某个穷乡僻壤出来的，我一点也不奇怪，那样完全对路。但不会有年轻男士——至少出于我浅陋的乡下见识，我不相信会有——能随随便便冒出来，就在长岛滩上买个宫殿。
“不管怎么说，他举办大型宴会，”乔丹说，用一种都市人转换话题时特有的不屑口吻，“而我喜欢大型宴会。人们在大宴会上才能亲密无间，小派对上你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随着低音鼓的一阵隆隆声，乐队指挥的声音忽然响彻天际，盖过了花园里此起彼伏的嘈杂。
“女士们先生们，”他喊着，“应盖茨比先生之请，我们现将为您带来弗拉基米尔·托斯托夫的最新作品，该作品今年五月在卡内基音乐厅引起了一片轰动。如果你们读报纸的话，就知道那当时可是大红大紫，”他戏谑地重复了一遍，“那是相当的火啊！”人们都笑起来。
“这部作品名为，”他精力十足地结尾，“《弗拉基米尔·托斯托夫的世界爵士史》。”
托斯托夫的作品究竟怎样我不得而知，因为就在音乐响起时，我的目光落到了大理石台阶上独自挺立的盖茨比，他一脸欣慰地看着一伙又一伙人。他的皮肤晒得很健康，他的面部紧致迷人，他的短发看起来每天都经过修剪。
我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恶意，我猜想是不是因为他不喝酒，才让他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在我看来，人群越是狂欢烂醉，他却越是气定神闲。
《世界爵士史》演奏完后，女孩们像欢乐活泼的小狗，撒欢地把头倚上男士们的肩头；有些女孩故意向后摔进男士的怀抱，有些甚至背对人群直接倒下，知道会有人接住她们——但是没有一个人倒向盖茨比，没有一个法式波波头蹭上盖茨比的肩膀，也没人拉盖茨比一起四重唱。
“不好意思。”
盖茨比的男仆忽然站在了我们中间。
“贝克小姐？”他问，“很不好意思，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说话。”
“跟我？”她惊讶地大声说。
“是的，女士。”
她慢腾腾地站起来，震惊地向我挤了挤眉毛，然后跟着男仆到房子里去了。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或是穿任何衣服的时候，也跟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矫健轻快，仿佛她刚学会在干燥的早晨走上高尔夫球场。
我又独自一人了，不过差点加入另一位。有段时间我从平台上方那长长的一排玻璃窗听到一阵模糊而引人侧目的声音。我躲开了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朋友，他正在和两个合唱团女孩在聊什么分娩的话题，并示意我过去，于是我直接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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