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这是一个听一位老人讲述的老故事
                          那些年

1978年秋，烈阳无情地烘烤着干裂的大地，万物仿佛都在这片干旱中奄奄一息。

我在小岗村生活了三十余年，从未见过这样的旱灾。我在田垄间看着一望无际的灰黄的土地，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年小岗村不但没有向国家上交一粒粮食，还伸手向国家要了许多“救济粮”和“救济款”。我们没能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反而给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的祖国拖了后腿。

我羡慕地看着前面那些与众不同的土地，此时瓜果坠满枝丫，许多花生在地上长得鲜绿诱人，几个农民在地里辛勤地浇水。这就是各家一小部分的自留地。然而放眼望去，另一边大片大片的集体地上，却聚集着许多无所事事的村民，他们正躺在田间地头衔着枯草说着闲话。自从吃“大锅饭”的时代到来，我们似乎早已习惯这种“磨洋工”了。

要是土地能自己负责收成，那估计都会像自留地那样。可是这扇窗户，已经被政策关上了，没有人敢打开。

忽然，我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瞥见从外地归来的新村长严宏昌正向这边走来，赶紧吹了一个口哨提醒那些闲聊的人们。他们一骨碌起身，拿起锄头假模假样地看是干活。严宏昌走了过去，似乎与他们争论起来：“乡亲们，咱们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咱们的老娘妻儿，现在都饿得要去讨饭了。”人们不敢为自己的偷懒辩驳，都在低着头窃窃私语。

一个老者在这尴尬的气氛中挺身而出：“小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卖力谁吃亏，大家伙都不想干！”严宏昌听后，皱着眉头望了望尘土飞扬的田地，一个大胆的想法浮上了他的心头。“要不然，咱们干脆分开来干！”严宏昌话音刚落，乡亲们一片哗然。

“可政策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那个老者急切地阻止，可眼底闪过一丝期望。严宏昌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激动地跑到他身边。因为长期的饥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村长，我愿意干，现在与其看着家人忍饥挨饿，不如放手一搏！”我说完后，乡亲们三言两语地纷纷表示赞成，大家和我一样，早就厌倦了食不果腹的生活。

1978年11月夜，严宏昌组织我们签下了“生死状”，我们要“大包产”了！这一晚，彻底开启了我们的“打开”历程。

第二年，曾经那死气沉沉的土地如今变得生机勃勃。丰收时节，粮食不仅够交公粮，甚至堆满了院子和门前街道。我心里既欣喜若狂，又带着些许提心吊胆。要是让领导们知道我们打开了这条路，那就是违反国家规定。果然，没过多久，县委书记陈庭元就看出了端倪，并且在实际考察中看出了我们的秘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陈书记看到我们家家户户堆着的粮食很是欣喜，不但没有责备，还将这个方法介绍到了其他同样饱受饥饿之苦的村庄里。

后来，我们的“大包干”传到了省委，同样也受到了褒扬。一年后，中央的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在更高处肯定了我们的这种“打开”。

四年后，我们的打开的这条道路，被中央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