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红包”

201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怀揣着梦想进入了我们地级市的日报社。

要知道，记者是多么崇高的一门职业啊！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记者节的故事看得我热血沸腾，甚至准备将我的一生奉献在这里。

没想到，3年后我离开了，走时没有半点不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剧情是怎样反转到这一步的。

3年中，我“收过”三次红包，有了这三个红包的故事。

我不敢确定，如果我仍未离开那里，现在的我是否还会那样做。

写下这篇文章，也只是想怀念下那时年少无邪的自己。

一

2014年临近过年，一起跑了一个多月的某公安政委为我们部门每人准备了一个春节红包，就连实习的我也拿到了500块钱。

说实话，谁不喜欢钱呢？那时候我熬夜通宵写稿几个月，报社从未付过一分稿费，拿到这500块钱之后，心里是感激、是复杂、是难受，唯独没有高兴。

我的第一反应是将钱退回去，但同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收下了，我不能这样没礼貌。

我又悄悄问了一个当时的姐姐，她说，这是政委付给你的辛苦钱，并不是不义之财，你就收下吧。

她的一番话仿佛为我找了一个正直的借口，一顿内心挣扎后，我还是收下了。

甚至还在领导的建议下给那个政委去了一个电话，表示了一下感激之情。

几天后，我联系了一位镇政府的宣传委员，问她能不能牵个线，让我为之前采访过的一家贫困户捐点儿钱，但是一定要保密，谁都不能告诉。

她说行呀，我可以帮你转交给她。

于是，我用其中的200元买了一些书和零食，再加上300元现金，一起交到了那个宣传委员手里，

她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我还打算照几张相找人报道一下呢！”

“……”

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不是一次值得称赞的善举，而是为了洗脱我“贪污”的罪行。

大概3个月后，节后上班的第一周，我突然收到了一箱笨鸡蛋，是贫困户托付宣传委员送来的。

我看着那箱满满的笨鸡蛋，足足有300多个，还特意用稻草铺着怕碰碎了，心里满是心疼。

三个月，300多个，大概是从收到钱的那一刻就开始攒，才攒了这么多吧。

可我那贪污来的500块钱，哪里值得你们这样对待呢？

那家贫困户，我至今都没有再见到过，直到3年后的这个年前，我突然又想起了她们，也不知道她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二

报社第二年，我被调到了金融周刊，采访变少了，也几乎没有太多收红包的机会，

一次保险公司的活动之后，工作人员照惯例送我回单位，

就在下车时，保险公司的副总用力塞给我一个小红包。

我没有太多收红包的经验，但从薄厚看起来，大概只有200块钱。

那时的我，入行已有1年左右了，第一反应还是把红包推了回去。

我心里想：“上次是别人转交给我不得已收了，这次面对面的，我可一定要怼回去。”

一顿撕扯之后，那个红包掉到了地上，老总弯腰拾起，我迅速与他拉开了距离，

我一边赔笑表示感谢，一边努力再向后退一点。

他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红包没送到，他就没有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任务，我简直成了不给面子的那个人；

但另一方面，我仿佛又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不一样，他没有再强行把红包塞给我，而是直起身说：“郭记者，慢走。”

我不知道那一次的拒收红包事件他怎样看待，

但我心里想着：

如果所有记者在你眼中都是这样卑微的颜色，

但愿我的这一次举动，会让你们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有些不同的吧。

三

第三年，我收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只有100块钱，是当地的某银行活动给的。

出席的记者只有我和电视台的姐姐，她比我大10岁，对于这样的红包已经司空见惯，还在采访过程中和我讨论着里面能有多少钱。

听取会议的时候，她偷偷看了眼红包，里面只有100块，

她转过头告诉我：“才100，不过也还行了，比那些一分钱不给的强。”

而我一直在惴惴不安，我努力想写好这一篇新闻稿，却写的乱七八糟，编辑一行一行地删除，我的心也一起揪着，因为我生怕明天报纸印出来的时候，被人说收了钱还没办好事。

晚上，我将那100块钱给了当时经济状况堪忧的闺蜜，

“这是今天收的不义之财，你拿去挥霍吧。”

“哈哈哈哈，不义之财呢？那我可不客气了。”

那100块钱不知她最后是如何挥霍的，是花在吃穿用行哪一样上。

但我至少可以安慰自己——不是我自己花的就好。

这就是三个红包的故事。

有时我会想，我是不是太“假”了？

如今我也会偶尔和媒体交接，会很自然地问他们“车马费”多少？

他们也会很自然地回我一个数字，这仿佛早已是约定俗成的，可我却违背了这个规则。

假装自己很清高、很正直、出淤泥而不染。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这两年多来，我虽然过得不算太美好，但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也没有太糟糕，我有幸福的家庭，也有还不错的闺蜜和同事，坎坷常有，却也知足感恩。

也许真的是那三个红包的功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