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被历史理论浓墨重彩强调的时代，也是一个现实中渐行渐远趋于忘却的时代。活跃在历史舞台的鲜活面孔，总会在风吹雨打之后失去施朱傅粉的兴趣。不过，1917年3月却是例外。
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威尔 英格伦以其超凡的文学才能引领读者关注发生在这三十个昼夜的大事小情。在他的作品中，看得见是沧桑，看不见的是成熟。对于任何时代而言，都会出现数不清的被叙述者，更不要说他们的只言片语，但威尔 英格伦善于聚焦，在林林总总的史实中勾勒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当人作为时代所特有的符号存在时，他们的姓名并不重要，如何扮演时代所赋予的角色，评判权往往掌握在文人的手中。对于评判者而言，关注点在于谁能穿越时代的迷雾，谁就能走近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1917年3月》似乎只想向读者证明：1917年为什么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点。不过威尔 英格伦论证 的方法与哲学、逻辑无关，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天赋。所有的叙述技巧，都离不开主角的语言与行动，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如果他们不这么说话、不这么行动，历史将充满遗憾与痛苦。
是历史创造了角色，还是角色创造了历史。精读《1917年3月》，读者不难发现威尔 英格伦的写作思路，他将大量与主题相关的报刊、档案资料、私人书信、日记等摆在面前，从此至彼，由浅入深，寻求它们内在的联系，仿佛透出白纸黑字去还原角色的言语与行动。无论是第三人称视角，还是第一人称自述，读者都能于平静中见喧嚣，于慌乱中见镇定。
尽管历史不可能以一个月、三十天作为起点与终点，但从日至月、从月至年，如同一颗露珠，可以闪烁太阳的光芒、呼吸空气的清新。威尔逊总统的压力、犹豫与自大，尼古拉二世的苦恼、惊惶与忧愁，让读者感受到作为当政者的无聊与可恶。
威尔 英格伦以华盛顿与彼得格勒发生的历史故事，构成了《1917年3月》的骨架。基于此，它向我们展示了深不见底的理性。威尔 英格伦认为：理性总是有限的，不仅因为我们不能看得更远、站得更高，有着生理的局限性，而且在于人类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总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不同凡响，作为当事人，注定将不假思索地承担着创造新秩序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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