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迪迪埃·埃里蓬的这部《回归故里》，是作者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以及家庭进行社会性的思考与反省的过程，是他在久别原生家庭之后的一种和解态度。书本的视角从个人、家庭，逐渐上升到阶级、社会——这是一本相当严肃的书。
这本书很薄，我原以为一天就能读完的，但事实上，它花费了我三四个星期的时间。虽然我的专业与之有关，但还没有如此系统地接触过那么多社会学的概念知识，因此书里面很多段落，即使翻来覆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仍然理解得不是很透彻。我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了解还停留在很浅薄的阶段，浮在面上，离得太远，就像作者描述的：
“还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
而寻找真理的过程又是相当痛苦的，《回归故里》是一个楔子——我需要更加关注自己身处的社会，具体而非抽象地理解社会中发生的一些人和事，并由此塑造自己。
本书作者埃里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一个法国平民家庭：他的父亲甚至没有机会考取初等教育证书（初等教育证书对于法国平民阶级来说意味着学业的圆满完成），14岁进入工厂做工，不仅是持续做着工人，而且是做“两次”工人——每天很早出门，在一家工厂工作到中午之后，再去另外一家工厂工作几个小时；母亲为了养活家庭，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只各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去卫生间，几年如一日地工作。
人们可能常常会抱怨社会的不公，而作者指出，“不公平”一词本身实际上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他说，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平民阶级一方面处于被剥削的境地，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他们变得“资产阶级化”：
“他们渴望拥有那些之前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这种渴望鼓舞着他们。一旦他们有能力，就会不断贷款，购买那些他们梦想得到的东西：一辆二手汽车，再后来是新汽车，还有电视机，以及产品目录上选购家具。”
这种现象让我想起了在另一本书《贫穷的本质》里所提到的类似概念，一个相对贫困的人，一旦手头有了一定积蓄后，不会想着去找份好工作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相反，他会去买个电视机或是其他娱乐的东西，直到他再次花光了手头的积蓄陷入贫困，如此往复，这便是贫穷陷阱。因此，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贫困的问题并不是物质匮乏，而是他们所秉持的特有的价值观，即画地为牢，注重眼前的物质享受，没有长远的目标，使他们习惯了贫穷，也囤于贫穷。而《回归故里》的作者便是挣脱原生阶级，跻身于法国上流精英知识分子阶级，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与困扰的反思。
随后作者的反思视角扩展到国家层面：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法国平民阶级所一向拥护的左派政党选择大量接受外来移民，后者与本地平民阶级争夺工作岗位、社会资源，右派政党于是利用这种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拉拢平民阶级的选票。而平民阶级之所以选择投票给倾向于压榨自身阶层的政党，只是为了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实际的结果却是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为什么平民阶级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自己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必然支持左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认为自己显然应该支持右派？是否正是那些将我们建构为政治主体的理论与主张没有赋予我们建立起包罗万象的理论与主张的能力，没有赋予我们将所有压迫的领域、所有统治的形式所有来自低等身份的召唤、所有面对侮辱性称呼而产生的羞耻感等全部包容进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的能力?
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那些如果没有发言人替他们说话（为了他们的利益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就难以表达自己的人们，正是通过政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它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那些经过组织的政治话语，为人们创造了用于感知社会的范畴、他们将自己视作政治主体的方式，并且定义了人们认知自身“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选择的方式。
所以永远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平民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除了极少数选举时刻），以及平民阶级拒绝被代理人剥夺权益并因此放弃原有代理人、寻找新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悖论。
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永远提防所有政党天然地试图保证其对于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权的倾向，以及所有政党领导想要保证自身定义何为正当政治行为的权力。”
此外，埃里蓬在书中多处的引经据典，使得读者能够站在作者的肩膀上，得以领略法国诸多大师诸如萨特、布尔迪厄以及福柯等人精彩绝伦的论点以及短句。
例如，布尔迪尔的“虽然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但却很好地适应于其中”的双重性，萨特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等观点，均是引人深省的金句。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此一本书找到诸多的哲学类大师，并由此开辟新的阅读轨迹。
现在，让我们回到书名上来。前些年网上有一句话：“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而作者通过本书，向读者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当你走出半生，是否还愿意归来？
当一个人蓦然回首，却发现原生家庭与自己已经是格格不入，他该作何抉择？与很多问题一样，它不存在所谓最优解，作者只是以他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回应，并展现给了我们。
“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不置可否的一点是，在经济方面作者的父母的确给与他了足够的支持，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安妮·厄尔诺对他开杂货店的母亲的描述：“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这件事实是很残忍的，却也是阶级流动中必经的和不可逆的过程。就像里面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作者在很小的时候学了一首英文的儿歌，回家想要跟父母展示一下。但没想到他一念完后他妈妈就突然暴怒。妈妈暴怒的点在于，觉得：“你明明知道我不懂英文，你是在跟我炫耀吗？你现在是觉得读了书就比我们更厉害了吗？就比我们更高人一等了吗？”这是来自原生家庭工人阶级父母的挫败感，而作者跻身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又是不可逆的，所以他才会感到抽离的感觉。
同时，作者作为受过高等教育段知识分子和当时颇具争议的同性恋，这两种特殊的，甚至与原生家庭对立的社会身份，使他备受煎熬。因为学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种自处方式，与他在家获得的方式不兼容，作为条件，他必须和他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甚至完全逃离。而这彻底的逃离，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曾经有好几年，我得不断在两个身份、两个世界中转，这两种我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两个社会身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共处，这让分身乏术的我意不堪，这压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至少让我完全失去了平衡。”
当孩子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与原生家庭的差距越来越大，当他不得不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以此跻身不同于他现在所属的阶层。这让我想到了龙应台在《目送》里说的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对于亲情的态度是怀念的，所以不同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并与之决裂的故事；本书的作者迪迪埃·埃里蓬选择回归故里，反思现在与过去，与自己和解，与自己曾离开的世界和解。
对于进入“知识分子”阶层的渴望以及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是作者离开原生家庭的两个主要原因；作者在书中大部分篇幅以相当客观并且严肃的角度，围绕社会阶层、学校教育以及身份建立等主题审视了自己的过往，并以一个学者的专业性和逻辑性加以分析了“内在精神世界与社会之间的碰撞”。
然而将近本书末尾，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很伤心，当我回忆起自己的父亲，遗憾没能再见他一面。遗憾过去没有试图理解他。遗憾过去没有试图和他沟通。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这个始终给我感觉如机器般冰冷的学者，在书的最后一页，竟变得无比温柔。最后，以我个人认为作者最精彩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而这也是本书给我的价值所在。
参考资料
1.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644003
2.《回归故里》| 迪迪埃·埃里蓬
3.《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塔拉·韦斯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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