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由政府和媒体推波助澜的这一毁灭性神话--剩女。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政府为实现人口统计目的，即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不同于主流新闻机构的各种宣示，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为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飙升的房价、传统性别规范的卷土重来、在已婚女性财产权利方面的法制倒退、女性就业率的日益降低，以及媒体为“剩女”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相较于男性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女性多达六亿五千万
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是为了配合国家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而向受过教育的“高素质”女性施压，督促她们尽快结婚生子。
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指定全国妇联作为主要实施单位，与其他部门如宣传、公安和民政一道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有些女性说，她们正在颠覆“剩女”这个词语，把它“视作骄傲而非耻辱，因为英语中表示‘古怪’的queer一词不也正名为‘酷儿’了嘛”。另一个人则说：“我‘剩’我光荣！”
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明白昭彰。它加剧了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要抓紧时间结婚生子的压力。女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避免被“剩”下，这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即第二章探讨的情形：2013年的房地产估值已逾30万亿美元，而在据认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一财富积累过程中，女性被排除在外。
吴梅的经历也说明一个事实：即使女性的收入相当丰厚，但男性在夫妻关系中的议价权，依旧由于全权拥有房产而大为提高，毕竟房屋作为固定资产，不仅具有升值功能，而且其价值远超一个人的年均收入。作为公司律师，吴梅的收入远高于丈夫，但她认为正是家庭房产单独登记在丈夫名下这一点，令他觉得高高在上，并且可以随意虐待她，因为她反正无处可去。
在中国，成功的职业女性可能无需通过承担更多家务做出补偿，因为廉价家政随处可见；可有些人的确通过让事业不那么成功的丈夫独占房产的方式予以补偿。
第二章讨论年轻女性为躲避“剩女”压力而结婚，这使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做出过多让步，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离了婚便不能再嫁人。这样的担心导致一种现象：中国女性被排除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产财富积累过程之外。
中国政府实施的购房调控新政，不只是为了防止房价因投机性投资而上涨过快，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房价不至于下跌过多。要维持房价居高不下，方法有很多：国有房地产开发商不大幅降价；房地产开发商、媒体和婚介公司共同强化先买房后结婚的社会认知；媒体和房地产广告商强调中国女性非有房男性不嫁的神话；上海等城市实施购房调控新政，对未婚购房者采取歧视性政策等。
除了维持政治稳定，中国政府可能还希望确保房价足够高，以让大多数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挣够成家买房所需的钱，这样他们才不会萌发关注深层政治问题的欲望。
正如目前的城镇有产阶级支持一党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稳定状态，二三十岁就打定主意要买房的年轻人，往往不会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单是挣钱交首付就已经耗去了他们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的年轻人大多承认，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相当严重，可是就目前而言，他们希望的是加入而非推翻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房子固然很昂贵，可还没有昂贵到让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完全断了念想的地步，尤其是大多数情况下，父母或长辈还能提供不菲的资助。我的研究表明，买得起昂贵的房屋才能跻身中产阶级这一社会标准，不但没有引发政治动荡，反而迫使中国青年们专注于攒钱购房，促进了社会稳定。
空前的居住性房产财富积累（超过30万亿美元），掌握在一小部分中国人手中，这的确是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因素之一。
第三章分析大家庭之内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厘清众多父母何以歧视自己的女儿，仅给儿子购买昂贵的住房。本章还探寻正在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热衷于购买住房的各种动机，以及购房狂潮与政府的置业限制共同作用，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男女财富的巨大差异。
尚文的故事印证了许多研究结论：当女性拥有独立于婚姻的财富来源时，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议价权会有所提高，而离婚后的保障也远胜于没有独立财产的女性。研究还显示，作为衡量经济保障的指标，资产性财富远优于工资收入，因为后者依赖于就业，且起伏不定。我自己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婚内还是遭遇离婚，拥有房产本身就比工资这一项单独财富来源更重要。女性拥有住房等同于拥有经济权利，它可以在生活中各个层面转化成更大的自由度。
第五章描述妇女财产权缺失与家暴肆虐的关联
中国不是唯一存在家暴问题的国家，但法律保障的缺失及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意味着受虐妇女在向他人求助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和进一步的报复。
警察说：“我们管不了，这事归法院管，你应该去找法院。”我于是跑到法院说：“我要申请人身保护。”……这可是涉及我的生命。法院回答说：“我们需要证据，但你一点儿证据都没有，警察应该收集证据，所以你得去找警察。”我刚从派出所出来，只得又回到派出所……这有点像踢皮球，一句话可以总结：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你放弃。
公众对个人权利的意识和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已在中国积累了十多年之久。司法误判的案件纷纷被更具积极态度和专业精神的媒体揭露，并由活跃的网络社区扩散，从而强化并传播了这种意识。
第六章 性别与多元性别群体的行动
其他女权团体告诉徐玢，如果没有全国妇联的许可，谁也不敢提出与女同性恋者有关的议题。
媒体谈到艾滋病时，通常就会谈到男同性恋的话题，相对而言，女同性恋是隐形的。男同性恋者经常说，他们必须结婚和传宗接代，压力比女人大得多，所以女人不过是（让他们结婚的）工具，但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意味着性别不平等。女性的经济地位普遍不如男性。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与女权运动团体密切合作，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女权运动；得到政府支持的妇女团体，只关注解决主流问题……跟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少，得到的支持也很少。而在台湾，女权运动力量强大，对多元性别群体权益的支持也很有力。
“有些男同性恋者父权思想严重，所以你看，才会有那么多同妻（不知情嫁给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我真不明白，这简直太缺德了！”根据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的研究，中国绝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都已经或将要迎娶异性恋女性为妻。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人们当然要考虑结婚……与异性婚姻观念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如果有资源、有选择，可以毫无压力地保持单身，或者步入同性婚姻……但对很多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或者说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找个异性恋伴侣并隐瞒自己的性倾向，或者尽量与理解你的处境、需要你的帮助的某个人结婚……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与浪漫的爱情无关，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微博上父权意识很严重。很多人在这个平台批评、责骂女性，所以根本不可能用它有效支援女性。尤其是现在，大家还没有普遍形成公民权利意识。喜欢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的多是男性，他们往往缺乏性别意识。再说，女人的时间都被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占据，比如做家务、带孩子，她们也不喜欢公开发言。所以，利用微博推动女权事业是很困难的。
她所在的团体目前正致力于制定更为有效的策略，在不增加政治风险的前提下继续争取女性权益。
如果1996年至2005年的婚姻模式持续不变，上海市的高学历女性几乎有7%到45岁仍会维持单身。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尤其女性教育的快速扩张，如果不婚潮流得以持续，中国将很快面临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婚姻革命。
看这本书的起因是因为自己快要30了，我觉得应该会找同龄人交往，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就了解一下。
文中说到了一些内容，但是不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在中国，政府有强大的资源，不管是金钱还是舆论媒体，社区工作者，没有强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独立性，真的只是在循环论里过着如普通生命一样的生活。
然而总有些人受了一点教育就有一些想法，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种突变才是人类持续强大的原因。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