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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正月，我的族人学宾等一行五人，一路跋山涉水，风尘仆仆，来到山西省襄汾县西郭村，又费尽周折打听，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根英的妇女，向她了解民国32年逃荒于此的郭家堡族人文考、文才、天喜等人情况。按我郭家堡李氏族谱，这根英是十九世文才之女，已是郭家堡族人在襄汾移民的第二代，与我同辈，大约60来岁，向她打听当年族人在襄汾的移民情况，应该说是不二人选，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她不仅对天喜、文考情况一无所知，甚至连其父文才在襄汾的情况也忘到了爪哇国。不得已，经在襄汾的族亲多方联系，终于在一路边找到其兄根成时，寻亲组更是如兜头浇了盆凉水，“面对我们询问家中往事，他除了不知道，还表示自己很忙，还得抓紧给人送货”——这是学宾在《襄汾寻亲记》记述的当时情形。如今靠开三轮车帮人送货为生的根成，面对千里迢迢前来寻访70多年前宗亲的学宾等人，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表现出的却是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这事儿远没他手头正在忙着的生计重要，他要为眼前的日子紧跑慢刨，无暇他顾！
这我能理解，根成在寻找他今天的饭在哪里，而对昨天的先人在那儿吃饭、吃的什么饭，他只有先自己吃饱了，才有精力和心思关心。民国32年饥寒交迫一路逃往山西的父亲文才是这样，如今的我依然是这样，今天郭家堡村的绝大多数族人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些草根庶民生存的基本常态。
当我首次在学宾《襄汾寻亲记》读到这一幕时，一股悲凉辛酸之气扑面而来。这何尝不是众多李姓后裔人世间卑微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活命才是他们的第一需求，别说列祖列宗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些没影儿的事儿，就连自己的亲爹怎么回事儿，也是一笔糊涂账。何况如今根成已不姓李，已更名改姓为郑潇小。李根成是他爹文才在世时叫的名字，爹死娘嫁人，1973年文才死后，娘带着他和闺女根英从陈国村改嫁到柴寺村，从此不再姓李，对李姓及李家的事，更为生疏隔膜。虽然他们已不再姓李，但命运似乎并未多大改观，至今依然活得捉襟见肘，重复着文才那代人难民似的卑微状态。
其父文才是名副其实的难民，学宾兄弟考证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族人李天喜、李文才等逃荒至山西省襄汾县，分别定居该县井村南沟（今沟尔里村）和陈国村。
这一年整个人类社会正处于一片混沌状态，二次世界大战还在全球烽火蔓延，汪精卫向英美宣战，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英美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共产国际解散，开罗会议召开，延安窑洞在继续整风……在此前后的肥乡大地蝗虫肆虐，连年大旱，农田里的庄稼干枯欲燃，几乎绝收，饥荒如瘟疫般蔓延。草根树皮已吃光，卖儿卖女，背井离乡，饿死人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出生率已下降为零，甚至出现“早死有人抬，晚死没人埋”说法流传。一个馒头或一个烧饼，就能领一个大姑娘作媳妇现象，并非耸人听闻。然而，各路豪强依然派款征粮，不惜“挖地三尺”，强取豪夺，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乡亲口中夺粮。
我的族人就是在这样的乱世夹缝中苟延残喘，求得一丝生机。1937年日本人进村时，烧杀掳掠，族人李尽梅不堪其辱，凭其身怀梅花拳一技之长，在家门口的井台上，与逼他打水饮马的日军展开格斗，壮烈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之下，血染乡闾黄泉。族人李耀宗、李绍宗同时被杀；1942年，年仅17岁的八路军肥乡县大队通讯员、族人李景在郭家堡村牺牲；1943年，因叛徒出卖，共产党人、族人李文高遭县警备队长程廷臣通缉，逃往正定北孙村，投靠族亲大顺后裔；1944年，中共肥乡县二区在李氏家庙召开催粮动员会，消息走漏，遭到伪军夜袭，担任警戒任务的族人、共产党员李德祥寡不敌众，身中数枪，永远失去了一只眼；1945年，族人李庆的所在的22团，在广府城东关与出城抢粮的“铁魔头”部发生遭遇战，李庆的身负重伤，20多天后在魏村战地医院不治身亡；1947年，族人李庆春、李自然、李敏、李付山等随刘邓大军南下，千里挺进大别山，转战南中国。李付山在解放成都战斗中牺牲……
在此期间，与八路军转战太行深山开展敌后游击一样，我的族人李天喜、李文才等，也无奈选择了一条山西逃亡之路。他们携家带口，走滏口，穿太行，一路筚路蓝缕，直到山西襄汾才算落了脚。在人烟稀少的井村南沟（今沟尔里村）、陈国村的黄土高坡开荒种地，挖出了自己赖以安放生命的窑洞。与他们同时逃来的还有曲周、肥乡，甚至河南等地的难民。2013年学宾到此寻亲时，还遇到一个叫高扎根的70岁老人，他爷爷是我的邻村前黄寨村人，也是那时候逃荒过来的。那代族人就像这位“高扎根”的名字一样，就这么背井离乡永远在山西的黄土高坡一隅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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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同一时期，我爷爷李瑞的一个妹妹，当时已嫁前屯张家，被同是其妯娌的二姐做主，卖给一个人贩子，之后也被倒卖到山西。其中的具体缘由如今已无人知晓，但我直观判断，一定与那个时期的大饥荒直接相关。直到1958年，爷爷才知道妹妹被卖的确切地址：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公社兴隆庄大队尧庄村。同一时期，年纪尚幼的李文考，也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山西襄汾县。如今经我查证，我的这位老姑姑所在的尧庄，与天喜他们落脚的襄汾县沟尔里村，直线距离也不过十来里地。父亲说，爷爷当年常给他念这样一个顺口溜：“金襄陵，银太平，数完曲沃数翼城”，可见历史上临汾这一带的富裕程度，估计这也是灾荒年景一个个族人纷纷选择逃往临汾一带的原因。可如今的临汾，已成记者柴静眼里的污染重灾区，不禁令人感叹！
如今族人对山西宗亲的回忆，同时指向了1958年之后。那一时期，估计襄汾、曲沃一带的山沟，已非小国寡民的化外之地，出现了逆向逃荒迹象。已在襄汾扎根15年的文才，那时候回来了，我估计在他心里或许老家还能给他一线生机。如今依然在襄汾的天喜孙子长河说，当年文才不听其父劝阻，执意变卖家产，返回肥乡郭家堡，在侄子忠安家待了一阵子，不到一两个月就折翼而返，重新挖窑置家，再一次白手起家。可见当时郭家堡的光景更不乐观，也不足以使之安身立命，还不如这山沟里的时光能过。情况应该真的如此，因为那一时期，郭家堡的族人再次出现山西逃荒潮。如今我知道的情况有：
同福的爷爷天幸，曾带着女儿坐火车去过襄汾天喜家；老祥的父亲曾经在襄汾沟尔里村待过一阵子；李文颜曾托李玉振，跟山西当过兵的李文考写过几次信；会唱河南坠子的李宝章，去那里附近的铁路上做过工，估计同时也是卖唱糊口；著名民间坠子艺人、本家爷爷李信可能也到过那里说书算卦，估计和李宝章一样，要饭糊口的成分大……直到1974年，还有李自然带着三个儿女到山西武乡县逃荒谋生的情况。
我爷爷李瑞于1959年也曾投奔过曲沃县尧庄的妹妹家。父亲说当时去的目的很明确，因为“低指标”家里没吃的了，投奔过去或许能混口饱饭吃。“低指标”是父亲嘴里指代那个灾荒年代的专有名词，官方的正式称谓叫“三年自然灾害”。爷爷那年已61岁，一辈子在家种地，从未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当时妹妹的具体地址，要不是在家实在熬不下去，断不会到了这把年纪还拖着老命，厚着老脸，不远千里去投亲靠友混饭吃！爷爷担心出门不知道路，约上了在外当兵多年见多识广的同村人毕廷玉，结伴同行。毕廷玉何尝不想也趁机蹭口饱饭，二人应该是一拍即合，怀着吃顿饱饭的梦上路的。
这让我不由想起成年之后的一桩事，有助于如今的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饥饿。我家南邻是个已过五服的本家爷爷李修，因为有只手长了六根指头，我们都叫他六爷。六爷早年丧妻，唯一的儿子，刚成年就暴病身亡，所以大半生一直一个人过日子。他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人人惧怕。那就是脾气太坏，一辈子刁钻古怪，性情暴戾，不近人情，骂起人来，六亲不认，甚至动不动就与人“拼个子”。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依然秉性不改，所以街坊四邻几乎没人与他接触共事。我们从小就对他畏而远之，唯恐招惹了他。因此晚年的六爷，养老问题成了大事。村干部为此非常挠头，考虑再三，只好去做父亲的工作，让他揽下李修的赡养难题。父亲虽从小就对这个远房六叔怕得要命，还是没有太多的犹豫，就接下了这份差事，但提出一个唯一条件，那就是“暗养明不养”，意思是六爷的吃喝他全供，但要通过村干部这个第三方转交，不与六爷直接接触，怕的就是他那个不近人情的古怪脾气。在六爷病重生活不能自理且发不动脾气之后，母亲这才一天三顿给他做饭，顿顿端到炕头，直至去世，并圆满将其安葬。直到今天，每到逢年过节，年迈的父亲无论行动如何不便，也要风雨无阻，挣扎着坚持到六爷的坟头，给他添土烧纸。
我们孩子对此不理解，抱怨父亲光吃哑巴亏，六爷至死也没意识到是他为其养的老，送的终。父亲这才告诉我们，“低指标”的时候，六爷曾隔着墙头给爷爷递过半碗冷剩饭，说：“五哥，我这还有半碗剩饭，分给孩子吃吧！”爷爷上有四个姐姐，下有四个妹妹，因此村里人都叫他“五妮的”，六爷叫“五哥”，也是这么来的。这“五哥”“六爷”虽口头这么叫，但其实并非亲兄弟。我们终于懂了，父亲一直记着六爷这半碗剩饭的恩情，才这么宁吃哑巴亏也要将六爷赡养到底。也可以说，是六爷在那个年代用这半碗剩饭，换来了父亲对其晚年的无怨赡养。可见那个时代人们的饥饿之甚，印迹之深！
那时候爷爷连吃饭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路费盘缠。还好，爷爷会一手木匠手艺，那年背着他的工具箱上路了。一路走村串户替人做木匠活儿，挣口饭填一下肚子，一边赶脚走路。也不知熬过了多少日月星辰，才翻山越岭终于找到妹妹家。估计情况也很不乐观，没多久，他们就打道回府了。父亲说，毕廷玉回来还夸夸其谈，拖着个舌头说，奶奶的，翻过好几座大山才找到。至于是否混上饭吃没有，就闭口不谈了。5年后的1964年爷爷去世，这5年间，爷爷下过山西逃荒，经历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1963年的华北大洪水。现在看来，所有要命的关口都已过去，爷爷的生命却也煎熬得油尽灯枯了。这其中有多少是饥荒成分而致，还在饥荒中挣扎的儿孙们无暇顾及与思考！
那年爷爷下山西逃荒背过的木匠工具箱，至今还扔在老家的旧物堆里，尘埃密布，已无人问津，亦如那段业已老去的悲惨岁月。
后来大伯父东秀在家也饿得顶不住了，约上了铺上村的姑表侄秋生，又去过一次曲沃尧庄他姑姑家，但这次他们远没爷爷幸运，那时政府对逃荒的农民管控得更加严厉，类似这种流浪乞讨行为，按当时的政策已属非法，与如今的访民差不多，要被收容遣送。从那时起，广大农民已不如民国年间，没了逃荒迁徙的权力与自由。这个法规在1982年被称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果不其然，他们一到山西就被当地政府扣押起来，强制到一个工地挖窑洞做苦力，直到姑姑的家人出面证明担保，并保证以后不再“流窜”后，才被放了回来。其凄惨与悲壮之态，如今的我已无法体会。但直到2003年，还有一个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以身试法，被该法夺去其27岁的年轻生命，终于引起媒体热议与声援，直接导致该制度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可以这么说，是孙志刚用其27岁的年轻生命，为广大民众换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份迁徙自由权。
但那时，爷爷和大伯父那两代人早已不在人世，已与这份迟来的权力与自由无缘。但作为他们的后人，孙志刚之于广大民众的划时代意义与不世功勋，我们痛彻肌肤，没齿难忘。还好，我查到了这位年轻恩人的墓志铭，摘录于此，以表达我心中的那份感激与崇敬！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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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和大伯父那个年代同样不惜以身试法的收获是，仅仅知道了山西妹妹被卖的确切地址及其家庭情况。妹妹在山西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当时已不在人世，次子伊永祥，三子伊永康，是当地的公社书记，四子好像曾与二哥有过矛盾，入赘他乡，改名换姓，在太原市当中学老师。后来伊永祥妻子去世，再婚陷入困境，听说肥乡姥姥家好找媳妇，还为此回来过一趟。可见生存问题一直是族亲们来回走动的最大动因。至于大伯父和秋生哥那年的温饱问题，只有鬼知道了，如今我们听到的只是片言只语的凄苦自嘲。没像孙志刚那样被劳教致死或饿死途中，已是侥幸！
如今“下山西”已是族人口中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逃荒要饭的代称。这与山西陕西一带叫“走西口”，山东叫“闯关东”，均为同一个意思。但“下山西”显然没有“走西口”文艺，“闯关东”豪迈，一个“下”字，足以令我的族亲们底气全无，豪气顿失，灰头土脸，苟活糊口而已！
当时山西的情况已大不同于从前，不再是逃荒者的天堂。现在已知这些去过那里的族亲，一个个都失望而返，再也没听说有谁在当地找到了落脚之地。那是个不分地域的全民饥饿时代，这在我手里的家族世系表中也能看出端倪。在爷爷那代人前后的世系表中，很多人明明记载有儿子，甚至几个儿子，却找不到后世儿子的任何信息，如大春七子无载，人楷五子无载，人和四子仅有大德一人可查，等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多年，我只能从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中去解读揣测。估计这些李氏子孙要么被战争狼烟吞噬，要么因饥饿而殁，要么流落他乡，永远失联。这不仅是李氏子孙的悲剧，更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目前能够知道的情况是，族人逃荒外迁不仅发生在上个世纪中期，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英国军舰封锁广州珠江口时，我的十四世族人李千祥、李成付正一车一担携带妻儿老小，逃荒到肥乡裴王庄（现王庄）落脚；清朝咸丰年间，当爱新觉罗奕詝诀别紫禁城与三山五园，一骑绝尘，奔向避暑山庄时，我年幼的族人李大顺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北正定县南早现村。另一位族人李林英一家逃荒至肥乡油胡寨村，以帮他人看油坊为生。另外，现在可以确定的在本县周寨、王固、潘村、北西落堡、翟固、柴庄等村，均有郭家堡外迁族人后裔。这些支系外迁的原因，估计也大同小异，应该均为兵荒马乱外出逃荒的结果。
虽然目前我能知道的情况就这些，但可以想象，在我不知道的更长的600年漫漫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族人的生存状况也应大体如此。生活在今天的我，已不可能亲身体会、亲眼目睹族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的真实惨状，还好元朝一位叫张养浩的官员，用一首元曲形象描述过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之年的流民境况，为我提供了直观画面与真实感受：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其）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哭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女（汝）俱生存。哀哉流民。
——元·张养浩《哀流民操》
这其中何尝没有600年来我的那些族人卑微羸弱的历史身影，但愿这位陕西行台中丞写的真是杜撰的文学作品，不是他眼中的悲惨社会现实。更愿这种情况永远不再发生，直至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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