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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我们前面讲到 6 月 16 日和 17 日的御前会议 ,17 号确实是关键的一天。那一天 , 朝廷中的对立双方都明确转向宣战 , 尽管清朝的动机具有更大程度的暂时性。 17 日 , 慈禧太后在朝廷上给大臣们念了一份从列强那里收到的据说包括四部分的最后通牒 , 内容包括 : 为皇帝准备指定的居处 ; 全部财政收入由列强管理 ; 所有军事机构委托外国控制。第四条她没读 , 但据后来披露 , 是要求将大清帝国的权力归还皇帝。这份最后通牒是端王 (6 月 10 日被命为首席总理衙门大臣 ) 伪造的 , 但它却达到了预期效果。慈禧太后煞有介事地宣称 :“今日衅开自彼 , 国亡在目前 , 若竟拱手让之 , 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 , 一战而亡不犹愈予 ?”这样争端就到此为止了。
清廷的“宣战诏书”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文件。它不是发给列强的正式往来文件 , 而只是朝廷发出的一系列谕旨中的一个。其中说“彼 ( 指洋人 ) 仗诈谋 , 我恃天理 ; 彼凭悍力 , 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 , 礼仪干橹 , 人人敢死 , 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 , 人民多至四百余兆 , 何难翦彼凶焰 , 张我国威”。诏书还警告官员们不得有怯退和叛国行为 , 但是却没有明确无误地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 , 袁世凯对南方总督们的做法实在是心向往之 , 但山东义和团仍很强大 , 而且离朝廷太近 , 这迫使他采取一种不左不右的态度。一方面 , 他按自己的判断行动 , 抵制了朝廷让他派兵抵御外国入侵的调令 , 同时也拒绝南方官员们建议他北上清君侧、扫除保守的顽固派的主张。在山东境内 , 他把所有外国传教士都护送到烟台和青岛的安全地带 , 派军队保护主要的传教站。但是他阻挡不了重新发展起来的义和团活动。
死亡最多、教民和大体上自发的义和团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还是直隶。有一个时期 , 义和团的基地曾建在那儿。但是 , 只是在清廷宣战并且义和团的活动得到官方认可以后 , 对于教民的大规模屠杀才开始。天主教徒们撤退到传教基地 , 由传教士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武备精良 , 一般能顶住义和团的进攻。
从各方面看 , 朝廷的支持将一大批不良的投机者吸到义和团事业中 : 城市的无业游民只不过是来混一顿现成的饭吃 , 城中富户参加的目的是想保住他们的特权地位。原本十分严格的义和团团规变得松弛起来。拳民们的行为表明 , 朝廷的支持并不一定能使他们服从当局 , 有好几位同情义和团的高级官员发现他们的家室遭到抢劫 , 家人受到任意妄为的义和团员的威胁。义和团也表现出平均主义的倾向 , 他们强迫人们根据财产进行捐献。
的军事条款也同样重要。拆除大沽炮台 , 外国军队驻扎通往北京沿线的重要据点。在北京常驻卫队保卫使馆 , 两年内对中国禁运武器。清廷成了列强的军事人质和财政支付人。由于义和团运动 , 帝国主义因而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奴役。后来 , 中国经过几次革命才摆脱了这一地位。
义和团运动的教训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意义。围攻使馆和八国联军远征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 自然使人们对外国人在中国引起的强烈不满有所认识。一般说来 , 这种怨恨被看成是一个自大但并不开化民族的盲目反抗。然而 , 有些人看到了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 , 观察家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意义。列强争夺租借地 , 导致了国际竞争局面的出现。这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 , 尤其是俄国对东三省的占领 , 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 正在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实质上结束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想法。取而代之的就是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 , 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对所有列强皆机会均等 , 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以后的 10 年里 , 对当权者统治能力的怀疑引发了变更政府体制的运动 , 最后 ,1911 年革命结束了清朝 260 多年的统治。
袁世凯是个重要人物 , 因为他的发迹与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 , 他的政治影响具有明显的权威性。但是 , 惧怕“庸众”威胁的并非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城市改良派精英 , 甚至许多革命者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中国广大农民持怀疑态度。义和团显示了一旦广大群众的能量得到释放 ,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鉴于此 , 没人敢于发动这股力量去重振中华。直到 1927 年 , 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 , 并且看到那里蕴藏着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 , 才真正有人敢于点燃火种 , 燃起另一场燎原烈火。
很多历史学家常常将目光盯在他们所发现的“最遥远的过去”上 , 把白莲教派、拳会这些名称巧合的组织与 1899—1900 年间的义和团联系了起来 , 然而 , 它们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这些历史学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陷于布洛克所称的“把始祖与解释混淆起来”的错误。
义和团和大刀会与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完全“适应”,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两个组织的意图一直是效忠清王朝。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脱胎于它所产生的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而义和团和大刀会所受的束缚之所以特别强烈 , 恰恰是由于他们寻求在现存秩序范围内活动的结果。大刀会从一开始就与当地官员和团练密切合作 , 共同打击兴起中的盗匪活动。义和团的目标在他们所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中得到了概括。同幻想一个全新社会秩序的激进的太平天国运动相比 , 这种类型的运动更为确切地反映出产生他们的地方社会。
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在于 , 它限制着社会运动的形式 : 某些类型可以 , 而其他一些则不可以。在此 , 地方乡绅的势力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乡绅力量的弱小 , 显然会给社会运动以更多的可能性。若乡绅力量强大 , 他们不是被迫入伙——使运动的性质带有某种难以避免的结果 ; 就是与运动发生直接冲突——使运动带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性质。村社的凝聚力同样至关重要。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村庄只可能卷入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斗争中。
从 1844 年他首次到广西 , 到 6 年后叛乱爆发的这段时间里 , 洪秀全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其靠近广州的家中 , 而不是在广西的山村。但是 , 他的教义恰恰是在广西扎下了根和引发了起义。很显然 , 正如布洛赫所提醒我们的那样 ,“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时 , 才能长成参天大树”。那么 , 广西东南部地区的适宜条件是什么呢 ? 大体上讲 , 它们是众所周知的 : 急剧增长的人口、该地区连接广东的江河沿岸经济发展的商业化、时疫和自然灾害、新近倒闭的银矿所引起的失业、山区土匪与江河海盗的活动、不安分的秘密社会的过剩、鸦片与食盐的走私 , 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壮族少数民族部落、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严重分裂。
义和团与民间文化的联系比太平天国更为明显。正如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那样 , 义和团并非是复活重组的白莲教支派 , 而是有着全新宗教仪式的混合体 , 它简单易学 , 并迅速在整个华北平原上传播开来。
由于宗教如此重要的功能采取了戏剧的形式 , 所以宗教形式便能够从严格限定的宗教行为转变为“社会剧”的形式。这种形式较为灵活 , 具有革新潜力甚或是革命性。演员的作用是给观众带来欢乐和打动观众 , 他一直比专司宗教仪式的人拥有更多的个性和创造性自由。当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成为戏剧表演时 , 它也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 (41) 力。为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 , 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 , 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 1900 年的大旱增强了其信仰的狂热 , 尽管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 , 但是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 在近代中国继续上演的剧目里 , 义和团所曾扮演的角色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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