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两个凡是  邓小平复出两上书  胡耀邦安国说三策

一、“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第一次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群龙有首”。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

信的开头称：“华国锋、党中央”。在信中，邓小平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而华国锋此时正处于最忙碌的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北京许多市民都提前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指出，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层要讲清楚”。华国锋总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国锋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李鑫在主持讨论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按照这一意见，理论组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后来，这两句话移植到社论稿里时，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东兴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后的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时，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主席。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国锋又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邓力群并没有注意。第二天，政研室的朱佳木来找他说，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他说没看，有什么事吗？朱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

他看了之后，很快就找了王震。王震说他没注意。邓力群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

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震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

王震去看望邓小平时，反映了“两个凡是”问题。此时已康复出院的邓小平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还被软禁宽街处于封闭状态，12月10日，他住在301医院康复疗养。1977年2月3日出院后，他从301医院搬到了玉泉山，住进了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

2月18日，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叶帅却说，“你是老帅的领班。”于是，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的中南海遥遥相对。

二、邓小平恢复职务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上放上周恩来画像和花圈。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作一篇悼词！”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未能发表。

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市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

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会议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材料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文革期间，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汪东兴则说：“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3月17日，小组会讨论时。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则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

4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

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其实早在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与此同时，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十届三中全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的职务。

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为了这一天，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

三、恢复中央党校

华国锋主政之后，中央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华国锋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或被启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交谈中，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剑英十分赞赏胡耀邦提出的三条主张，后经过叶剑英推荐，华国锋向叶剑英表示可以适当安排胡耀邦一些工作。

华国锋与胡耀邦两人早年曾一起共事湖南。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

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以后的半年多来，华国锋同胡耀邦曾经进行了两次长谈。尤其第二次是7月4日下午和晚上，在华国锋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一面吃饭一面谈。华国锋最主要的谈两件大事：

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兴旺发达。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

他还说，现在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引进先进的成套的设备。第二个，怎么搞计划。第三是外贸问题。第四个问题是管理人才问题。

最后，华国锋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

胡耀邦完全赞同华国锋的主张，并积极贯彻，他要求理论动态组成员撰写文章进行宣传阐释。为此，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还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5天1期，逢五逢十出版。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也很重视这个刊物。

后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在1977年9月的一次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

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就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文革中，中央党校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

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后，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文革中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

为了组织家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胡耀邦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发表的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人民日报》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汪东兴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党性不强。

组织部长郭玉峰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于是，大字报被送到中央党校。

胡耀邦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篇文章刊登在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同时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署名“本报评论员”。

在发表这篇评论的半个月后，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接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西单北大街中组部的灰色大楼。此时，胡耀邦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仍未免，《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握。他又组织撰写了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再次引起全国的震动。

与此同时，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此时意气风发的胡耀邦。常披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矮说话声音很大。讲到激动的地方就来回走动，不停伸出手来挥舞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

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但很快，“真理标准大讨论”横空出世，又与“两个凡是”短兵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