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当年笃定要写作的我，不免要为当下仍在头脑发热的自己担忧。那时我在南京雨花台区的一所学校读初中，成绩在垫底的班级里算是拔尖。当时我还没什么可以喜欢的事情做，唯一有热情的，就是放学之后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在硕大的操场上踢球。
奔跑在绿茵场上，疾风在耳边刮过的瞬间是最为美妙的时刻，于是我跑得很起劲。但我跑得很慢，当然耐力也很差劲。往往踢了不久，我就要坐在后场，和守门员聊起闲天来。守门员是个聊得开的同学，个头比我矮一些，当时算是班里长得还算好看的男孩儿，皮肤白皙，平时也活络得很，人缘相当不错，和班长有得一比。
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长得很像猩猩的体育老师，多如牛毛的作业，还有喜欢的日本漫画，除此之外，我们也总是谈到班里的姑娘们。但我其实不喜欢他，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姑娘他很喜欢，隐隐觉得这姑娘对他也有所好感，至少比我有好感。当时觉得他是我的一个情敌来着。
对我来说，但凡与他关系有些好的人，我也主动把他们划分在了对立面。那时候我总喜欢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家里。但我不想说。
于是初中生活我就基本是一个人的狂欢。为了晚上有空余的时间看日本动漫，我把作业，尽可能地在课间完成，能完成一项是一项，好在当时对我来说，作业并不算难。
老爹曾经用《论语》里的一句话教我做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深深铭记，觉得挺有道理，就弄来一本《论语》，偶尔会读一读。老爹其他的话，我基本没有注意听。
但这时开始，我觉得书里的一些话，往往比人说出来的，要有道理得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读一些奇怪的书了。比如像《瓦尔登湖》还有《培根随笔》。尽管当时觉得这些书讳莫如深，我开始尝试并习惯于倒推这些作家想要表达的意图，并且最终有了自己的总结。不过这些书，包括《论语》，我都没有看完。
周末，无所消遣的时候，我总会问爸妈要上两百块钱，去新街口的一家便宜电影院看电影。一熬就是俩小时，真觉得不错来着。那时候的电影票才十几块钱一张，我周六、周日各看一部，有时候会一天两场。我基本把当时排片率较高的电影都看了。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应该是《赎罪》。放眼望去，影厅里就寥寥数人，我觉得开心极了，像是包了场子在看。但剩下的钱用在哪儿？买书。
新街口的新华书店，就在便宜的工人影城旁边，走两步路就到了。班长会把我叫出来，在书店里随便找一本书，然后席地而坐，就在那里看起来。似乎我的定力远不如他，往往看了三十分钟，我就觉得读不下去。于是我不停地骚动着，在等他又专心读了一会后，就嚷嚷说下去买奶茶，又或是去干点别的。不知什么原因，他后来再找我读书，被拒绝了两三次，就没有再一起去书店的经历了。
不过我习惯了去书店的感觉，觉得印刷的墨水味道很是好闻，就像我小时候喜欢闻汽油的味道一样，着了迷似的。拿着看完电影剩下的钱，我总会买上一两本书，带回家去看。在家里，我的定力倒是强了不少，能读一个小时差不多。
但因为老师教学安排的关系，我买的基本都是名著。小学时，我就读过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国古籍出版社的书，目前还在家里落着灰。我有一种集邮般的冲动，想着要把整套书都买齐。后来初中时买的书，也大多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名著，包括《呼啸山庄》、《简·爱》、《三个火枪手》等等。但凡初中能接受到的名著，我大多买了。但至今没有看完。
那天，我闲着没有事情，在书店里寻寻觅觅，想着要买什么书回去看。小说都在二楼，我寻摸着上了楼，在楼梯口摆着一摞书，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大大的海报，是一本叫《达·芬奇密码》的书，我对达·芬奇挺有感觉的，就直接拿起来翻阅。这是一本悬疑冒险小说，一开始我还没有觉得多有趣，但一直读到两章结束，我决定把它买回家去。
小说穿插着达·芬奇遗留下的作品以及生活轶事，并用作故事的线索，引发主角的一系列动作，推动情节发展。并且采用双线写法，将主角与反派的动作同时告知读者。这是相当聪明的写法。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仅仅被小说的情节所吸引。
在我的印象里，这本书还是比较厚实的。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吃午饭后看，下课也看，上课也偷偷看，作业因此会没时间写，而去抄同学的错误答案，惹下不小的问题。记得书里还提到一个“斐波那契数列”，为了求证这个是否真实，我还特地去找了数学老师，问她是否有这个“斐什么数列”的存在。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对这个叫丹·布朗的美国作家愈发的尊敬起来。
于是在后面某一堂语文课上，读着当时课文里的一篇文章，我突发奇想。我能不能写文章，然后发表？我也可以写字，我也可以把句子凑连贯了，或许我也可以把连贯的句子凑成一本书，拿去卖。我也不用去烦神老爹和客户喝酒喝到吐的那种生活了。
于是在我还认为写作仅仅是写字这样一份轻松差使的时候，我开始下课动笔写一些段落。写的段落就是放学后，我的同学叫我去踢球的片段。这篇文稿我仍旧珍藏着，但目前不知道给我妈藏在了哪里。偶尔翻出来，我也会被描述得有趣生动的画面给逗笑，但这笑里不乏嘲笑的含义。这一段“翻看以前写的小说片段”的场景，被我真实地放进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四季如常》里。
那次元旦节，班级里要举办半天的元旦庆祝会，我们被要求出节目，自由组队。我凭着当时热衷于读《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热情，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对画面感的自信（可能来源于周末的电影观感），提出演一出话剧。他们都觉得挺好。我怀着满满的使命感，回家就开始用学校发的四百字方格纸写作。
临近元旦的时候，我终于把一个差不多需要演十分钟的剧本写完了。为了省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我都没在里面写任何的装扮。道具很简单，就是奥利奥饼干。简要来说，就是侦探在犯案现场找到一块饼干，并且发现夹心有毒，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找出了凶手的故事。
我很认真地拿出我写的将近二三十页的剧本稿子递给他们。一个女同学惊讶地对我说：“这是你写的？好有才啊！”我听了心里开心得很，因为她也正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同学来着。但参演的同学们看了之后觉得太厚了，根本不肯背台词。而这些所谓的“有才”也就付诸东流了。相比而言，我更加愤懑。索性就把剧本撕成了几瓣，暗地里扔掉了。
我对写作愈发感兴趣，甚至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除了这些细节的小片段，我还写了不少，但都没有留存下来。然而写得久了，我发觉，自己能写的就只有身边发现的事情，比如“上课下课”、“写作业”、“早饭吃了什么”、“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同班姑娘好像喜欢谁了”等等。
过于贫穷的想象力，局限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开始拓展。比如我坐公交车的时候，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推着自行车站在人行道口，漠然注视前方。她在想什么？她要做什么？她家里如何？除了那个我看见她在路口的场景，我还要怎么去编她的故事？又比如一个乞丐坐在公交车站口，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来乞讨？但这样的训练反而令我深深忧虑起来，因为愈发如此，我愈发觉得自己没有可写的，故事仅仅局限在校园内。
这样深深的忧虑让我在学校更加沉默寡言。一日课间，班长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想跟我哄闹一番。他跟我说：“你别这么认真，下课写什么作业？”
我说我在看书。
“你还看书？”他们哄笑起来，“在这儿假正经。”
“我真的在看书，写作业来着。”我诚实得像个呆子，还把在写的作业举起来给他们看。如果我能写完，那么就有时间写东西了。
他们一个劲地说我“假正经”、“装逼”，还从粉笔槽里拿了碎粉笔向我扔。我心里很是恼火，这帮人真的不识趣！后来幸亏铃声响了。
毕业之后，乃至更往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逗我罢了，倘若我真的回了嘴或者站起来跟他们闹，那他们就算成功了。我想这也算是一种表象吧，同学们其实都挺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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