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南京政府那十年》，杨永泰的死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极大损失，在杨氏辅佐蒋的过程中，蒋的运数一路都是上坡，可随着杨的被刺，蒋马上就遭遇了西安事变的重挫！】
杨永泰是个幕僚式的人物，也带些神秘色彩，有关于他的记述不是很多。因此对于他的作用，也不太容易分辨得清楚，而且这主要取决于其主公的态度。
作为蒋的谋主，杨曾被人形容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自从北伐成功以后，他就开始在蒋的身边扮演起重要角色，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详细的介绍，以便于后文的展开。
杨永泰字畅卿，生于1880年，广东高州茂名县人，父亲早故，他是遗腹子。不久母亲又去世，他由祖母一手养大。
后来，小杨过继给了已故的伯父，由伯母苏季端教导成人（名义上成为嗣母）。苏氏素称贤淑，教导有方，小杨七岁入学，天资聪颖的他，总能过目成诵，且能理解其中的涵义，每逢塾师考问，都能够应对入流，以致众人都赞其为“神童”。
十二岁的时候，杨永泰去应县学考试，拔得头筹，有眼光的人已经预见到小杨秀才绝非池中之物。
此后赶上科举渐废，学校渐兴，高州为偏僻之地，民风保守，很多人都不主张子弟外出求学。然而苏氏高见，独排众议，将小杨送到了广州入广雅书院学习，14岁的他成为了学校里最小的学生。
受当时的革命思潮影响，小杨也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些政治请愿运动，并且由于他应付机警，为众瞩目，竟被推举为学生请愿代表。广雅书院被解散后，他又考入广州高等学堂。一年后，北上考入了北京国立大学法律系，与后来的北京司法院长徐梦严、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廖愈簪、地方审判厅长杨岷山等同班，并称为“四杰”【1】。
在学校时，杨永泰从来不会一味苦读苦学，但是每次考试他都能够名列前茅，同学们只能自叹不如。两年后杨氏毕业，他回到了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
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立论深刻，很快在广州地区开始小有名气。随着资历和才华的日渐长进，杨永泰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清末时他积极拥护君主立宪，被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初年，他又被选举为广东省会议员，不久又获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很大的责任和荣誉。
在北京供职期间，杨永泰开始声誉鹊起，他深知政治活动离不开竞争，而要在政坛上斗争制胜，非有团体背景不可，“于是着手组织政党，集中人才，因纠合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周善培等”，组成了政学会。
政学会的主张，继承了民初国民党自由派传统，主要有六个方面：对政权取恬静主义，即“难进易退”；对政治取温和改进主义，即“不走极端”；对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即“不事对立”；会务取公开主义、会员间取平等主义，即“不崇拜个人”。 【2】
最初，政学会的号召是以研究政治为目的，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入会原则，“如湖北政学会成立几个月后，会员人数才约300人”。一时俊彦，参加入会者颇多，杨永泰与李根源等人居于领导地位。慢慢的，政学会就蹈入了实际政治行动，为达到自成统系的目的，杨永泰等人便多方联结，形成了“政学系”。 清末重臣、开明洋务派、曾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被推举为领袖，杨永泰在旁襄助。
1914年，适逢袁世凯废除民国约法、另制新约，一时舆论哗然，杨永泰、邹鲁等人起而反对。袁解散国会后，杨永泰等议员便纷纷南下上海，推举岑春煊为首领，举起了反袁反帝的旗帜。
在上海，杨永泰与国会议员谷钟秀等创办《正谊》杂志。这年夏天，他与黄兴结识，两个人交谈十分投机，于是相约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与孙文分立门庭【3】。
1915年冬，云南的唐继尧、蔡锷等人举起“护国战争”的旗帜，杨永泰看到倒袁的时机已到，便催岑春煊及同志们响应云南。为了增加胜算，他又派人前往两广去游说龙济光、陆荣廷，龙不为所动，但陆有所动摇，便宣布广西独立，“护国军之局面，乃转危为安”。
眼见西南形势大变，杨永泰随即请岑春煊南下，坐镇广东肇庆，组织了一个两广都司令部，龙济光迫于形势，只得虚表赞同。岑为都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梁启超为参谋长、李根源为副参谋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周善培为参议，这成为政学系掌握实权的开始。
两广都司令部不久便发展成为军务院，成了对抗北洋政府、反袁的最高权威，各方纷纷来电响应。军务院的成立，是护国运动的成功关键，而杨永泰的谋划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杨此时还真有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范。
袁世凯死后，军务院也告以寿终正寝，杨永泰随岑春煊入京，恢复了国会议员身份。1917年秋，代总统冯国璋非法解散国会，此时孙文在广州倡导护法，杨永泰拥护孙氏的这一主张，便与多数议员纷纷南下，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以与北洋政府相抗。
大元帅府改组为军政府后，岑春煊、孙文、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出任总裁，是为“七总裁合议制”，孙文眼见无法左右军政府，便离粤赴沪；其他总裁也没有到任，大局实际上由桂系主持，杨永泰成为广东省长——国民党反感杨永泰，就是这里种下的因缘。
杨永泰并非喜欢搞阴谋的那类政客，他虽参赞帷幄，行过纵横之术，但总体还算名正言顺，也十分注意经济建设。“公后来对经国治民，抱有大志，尝谓政治目的，须求富国裕民，运用政策，使国家强盛，民生康乐，始可无愧”【4】。
自从杨永泰实际负起广东的省政，便开始详密思虑，设立计划，大刀阔斧以行，绝不重蹈先前官僚的拖延敷衍习气，全省风气为之一变。
可惜还不到两年，随着旧桂系势力被迫退出广东，杨永泰也不得不避往上海，不久又前往日本。
杨氏自以为自身的学问不足以应变，乃闭户读书修养，常常夜以继日，“口读手抄，每读一书，必穷思索，提出反驳意见，检讨不倦，至义尽为止，而所得者，皆精微奥义，他人所不及者。”【5】。
杨永泰的悲剧就是宪政民主未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他作为一介议员，没有自己的武装实力，必须联合或依附军阀来施展抱负，在乱世的中国，乃至不易立足。反思中国的乱象，杨氏便写作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又研究建设及改良中国各种问题，写成计划或方案，在国内外刊物上予以发表，为广大读者所钦佩。
就这样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意气沉着的杨永泰默察天下大势，欲有所作为。宪政民主既然一时间无法在国内实现，只能徐图达成目标，而第一步骤，便应该是辅佐一位开明专制者完成政治统一，从而过渡到民主、法治社会。这也是未来新政学系的主旨。
1926年杨永泰曾参加关税会议，不少建议为当局所采纳。随着改朝换代的实现，尤其蒋的问鼎国民政府中枢，也为杨的复出提供了新的历史机缘。
作为未来新政学系的主将，杨永泰跟黄郛、熊式辉等人的关系很好，所以黄、熊等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向蒋推荐这位“卧龙先生”。
时当二期北伐就要取得成功、黄郛离任之际，黄膺白欲荐贤自代，便对蒋说道：“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6】
蒋于是找杨永泰约谈多次，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蒋就国是向杨一一征询，为了全面回答蒋的疑问，杨便“草献计划，洋洋万言，指陈内外大势，建议安内攘外之法，如何内谋真正统一，然后全力对外，条分缕析，精警周详”。【7】
蒋乍读之下，惊为奇才，遂以“国士”相待。蒋决心延聘杨氏出山，不想杨竟再三推辞，杨解释道：“中国问题，满途荆棘，困难万状，吾出任艰巨，必招各方怨恨愤怒，牺牲一己不足惜，恐仍未济于事，故延迟未决。”
杨固然是担心自己的出山，会引发一些顽固的国民党元老的攻击，但或许也有诸葛亮一般的试探主公诚意的目的。蒋“见贤若渴，爱才如命，安能轻易放过，催劝急于星火”，杨永泰终于坐不住了，“为国家，为知己，已至不能不出。”【8】
蒋之得杨，如鱼得水，不异当年刘玄德之得诸葛孔明、朱元璋之得刘伯温，杨氏名义上是蒋的幕僚长，实待以宾师之礼，不时被蒋称其为“畅卿先生”，事无大小，往往与之商议而行。两人常常竟夜长谈，孜孜不倦，蒋对之言听计从，左右无一可比杨氏者。“公为报知己，亦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9】
从此以后，蒋的事业也的确进入了一段顺风顺水时期，尽管阻力颇大，也小有波折，但总体一直处于一种上升期。
当时，北伐成功以后，蒋所面临的新问题就是新桂系坐大，直接威胁着蒋的领袖地位；冯系、阎系也不容小觑，因此蒋的当务之急是“削藩”。
杨永泰早在留心当时的政局，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各方信息，此时他早已是胸有成竹，据说他是这样建议的：“蒋总司令，依吾愚见，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桂系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他勾结冯玉祥、阎锡山，那么南京就会非常困难。好在桂系有他们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理由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那么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如果再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那么桂系的一分天下就可以变成蒋公您的三分天下。”【10】
其他的材料上还有一种“削藩策”版本，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系、以政治方法解决阎系、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11】顾维钧曾经据此推断说：“因为冯有财政困难……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未来的事态演变确实是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也许可以足证杨氏的足智多谋。按照常理而言，现代的政治理念与一般的权谋、权术是两个很不同的东西，但杨氏能够兼善，也可见其人天资非凡了。
除了“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以后开展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运动，又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对付中共割据势力，都是杨的倡议。故而有人认为，假如“西安事变”时杨仍健在【12】，恐怕不会有蒋的西安之行，自然后来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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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翁静秋《杨永泰畅卿先生传记初稿》，见《杨永泰先生言论集》一书.
【2】参见《从政学会到新政学系》
【3】有资料上说杨曾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应属以讹传讹。
【4】《杨永泰畅卿先生传记初稿》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
【11】简又文《冯玉祥传》，转引自《白崇禧大传》。
【12】这里先不妨提一提杨永泰之死，1936年10月杨氏被人暗杀。起初大家都认为是CC系干的，因为二陈与新政学系有着很激烈的权力冲突；后来渐渐发现，原来刺杀杨的是一群激进的主张抗战分子，在他们眼中，杨氏跟汪一样，是不折不扣的“亲日派”、“投降派”。
为了彻底将中央苏区这颗钉子拔掉，消除掉近在江浙咫尺的赤色隐患，蒋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了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个省的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一个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作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
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显然有志在必夺的意思，而且也是为了实行其一石二鸟之计，即驱赶红军西进，便于他跟踪追击，以此将中央军的力量深入到大西南地区。
李宗仁认为，蒋一向忽视红军的发展，这其中除了蒋轻视眼中的“土匪”之外，他也有私心自用的一面，即“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4】，而且他如此养痈，也意在假红军之手消灭杂牌武装。等到红军势力坐大而蒋系势力也已坐稳南京之后，压迫红军西进的需要，也日渐提上日程。
6月8日，蒋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过往得失，蒋在杨永泰等人的建议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采用军事、政治并用方针，将“围剿”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蒋对此解释道：“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5】杨永泰则在演讲中指出：“剿匪清乡，差不多要拿全副精神注重政治的基本工作，我们要想根本肃清匪共，就得要先从政治方面去切实想办法才行。”【6】杨还认为“政治之腐败，实为驱民为匪唯一之主要原因”，他主张师法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胡林翼：“曾、胡一班人则不仅懂军事，尤懂政治，在努力军事之外，极力注重政治的刷新”。显然，杨永泰等人看到了社会政治、精神信仰等层次的问题，力图从根子上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为了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7月蒋接受行营参谋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对于这一军官训练团非常重视，他自认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以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48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以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设有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其主要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还亲自讲授了《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了三期，轮训军官7500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这对于蒋加强对其思想控制也作用非小。
蒋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专门制定《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为了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为了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还相继颁布《剿匪区招抚》、《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等文告，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瓦解红军队伍。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也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南昌行营第二科长柳维垣列举了烧杀政策的危害：“匪屋不烧，或尚有毁过反正之日，以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为匪……正合共党之希望。”【7】
由以上不难想见，此次对于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南京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尽管后来并不见得政治手段就达到了七分，但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蒋对于政治“剿共”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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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威胁着国民党较为世俗化的统治，威胁着缺乏蛊惑力的三民主义，这种赤色革命思想的威慑力量甚至比军事威胁还要可怕，因此面对三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方兴未艾、汹涌不息的红色思潮，蒋不禁感叹道：“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甚。”
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并适应国家领袖的角色，蒋开始聘请了一帮专家、学者来为自己专门授课，通过这番认真的学习，胡适不禁认为蒋确实越来越像个领袖了。
而针对蒋的心病，作为股肱干臣的杨永泰在适当的时机递上了一份已经写好的《新生活运动纲要草稿》【28】，杨对此解释说：推行新生活运动对于收拾民心，提高国民素质，对付共产党的洗脑都能起到积极的抵制作用；此外，还能起到收拢民众之心、对抗日本的更深层的意义。对于这样一个一箭多雕的谋划，蒋对此深为赞赏。
正是出于从思想上对抗赤色思潮、凝聚全国人心的目的，蒋在南昌发起了这个旨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按照蒋及杨永泰等人煞费苦心的策划，新生活运动试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入手，用“礼义廉耻”等传统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与德意法西斯手段、西方民主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和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的一党专政统治，达到其控制下的国家复兴。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三民主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力行社的成员大多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的成员曾去往德国，更觉纳粹治下的社会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他们试图对国家有所匡救、对蒋校长有所辅弼。1933年9月，蒋为了要他的亲信骨干们负起责任，于是就在力行社中大肆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因此他要求大家为国民党的统治积极出谋划策、贡献方略，而一批力行社成员便有了倡导新生活的建议。
11月，蒋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政治、党务、军事三组，其中政治组的设计任务之一就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29】。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政治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台柱子，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34年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其中包括了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等。蒋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由此开始为新生活运动揭幕。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22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然后在全国逐步推行。
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个县市民中有10多万人被要求参加了大会；蒋、宋夫妇均出席大会，蒋专门发表了《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举行提灯大会，以为新生活运动制造声势——提灯游行，本来就是民国时期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当时各大中城市和集镇上，经常举行提灯游行和灯火晚会，可谓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助兴方式；而提灯游行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把需要宣传的口号、标语都写在灯笼上，灯笼里的烛火一亮，灯笼上的字就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可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又有一定的广告效果。
很快，经过蒋及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南昌的面貌在短期内有了明显改观，其中以“规矩”、“清洁”两项最为显明。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通令各地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以新运列为党务考绩”，这一措施进一步加速了新运的推行。
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数省外，各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
………………
在正式交代西安事变之前，有两个人的死不能不予以交代，这便是杨永泰与黄郛，他们的早逝至少是蒋个人的重大损失。
自从赶走桂系势力后，湖北成为南京中央所直接控制的地区，1933年7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临时会议，同意夏斗寅辞去湖北省府委员兼主席职务，转而任命新政学系巨头张群接替夏的职务。张主政湖北两年有余，在救济民众、发展工农业、增加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方面支出等问题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1935年12月，张群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湖北省府委员兼主席职务由杨永泰接掌。杨初掌湖北，政务问题重重，他沿着张群的行政计划，按部就班地“萧规曹随”，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救济农村、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经济。其次，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训练，以提高行政效率。再次，整顿全省保安团队，并重订和继续推进实施保甲制度。此外，杨还大幅提高教育经费，推进湖北教育改革。
可是就在杨永泰的功业如日中天之际，1936年10月25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上，赴日本领事馆宴会返回时的杨氏突然被开枪狙击，他没有汪的好运气，这场刺杀彻底夺去他了性命。
“蒋公据报，不胜震悼……栋梁摧折，举国咸悲”【3】，那么到底是主使了这场刺杀，当年存在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中共，因为杨是蒋的“诸葛亮”、“智多星”，是蒋剿共谋划中的一张王牌，中共为了报复，选择了暗杀的方式。
第二种说法是“复兴社”邓文仪因报复而派人所为，但也可能是CC系所为。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国府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震怒之余，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邓接受了CC系的重金贿赂，于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意外事故。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经请示蒋并获得批准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判定这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事后邓文仪被免职，由此怀恨在心；加上新政学系与CC系的权力斗争，CC系的嫌疑也很大。
第三种说法是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由于他们发现杨的言论亲日，且与日方过从甚密，因此断定杨是“汉奸”无疑。
中共一向强调“除清除叛徒外，不许搞暗杀”，在这方面也没有找到他们谋刺杨的证据。邓文仪或二陈是蒋的重要心腹，他们似乎没有胆量谋杀主子的智囊，尽管他们与杨之间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经过一番侦破、调查和审讯，最后确认刺杀杨的凶手正是“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
“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发起人叫陈有光，曾参加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面对日本日益严重的侵华形势，陈光集合了一批爱国“愤青”组织了“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他们早就看杨不顺眼，但杨在蒋身边时，由于警卫森严无法接近，待到杨到地方上主政时，终于令愤青们抓到了机会。
当时，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复兴社和CC系为了借机除掉胡汉民曾经的亲信、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刘芦隐，故意对案情做了手脚以嫁祸刘；当时军统方面也不喜刘，因此卖了人情给CC系，以至于关于刘杀杨的说法在当时也闹得沸沸扬扬。事后，刘芦隐被捕入狱八年，宣传部长一职由CC骨干方治长期“代理”。
杨永泰被刺，显然是新政学系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政权及蒋的一大损失。杨氏死后，蒋还经常对侍从室人员念叨，说“杨永泰不死，我们都可以省力不少”。很多人为此进行假设：如果杨再活10年，那么还会有西安事变吗？还会有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提前爆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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