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老马，你不是1965年生的吗？怎么属龙了？
这事羞羞答答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几十年了。我心底明白，嘴里嗫嚅。马上就要退休了，不如将这事道个明白。
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农村的我们这辈娃，生日是笔糊涂账。父母清醒些的还记得孩子的农历生日，不少人根本就说不清楚，只用生在春夏秋冬来指代。
我们湖南常德桃源那边，孩子出生后一年内只按月算年龄，即只说你是几个月大，满了一周岁后，一直到过第二个周岁生日前一天，都算是一岁。过了两周岁生日后一直到过第三周岁生日前一天，都算是两岁。
而在江苏南京这边，往往你生下来第一天就认为你是一岁了，而且不管你出生在年头还是年尾，过年就算加一岁。打个比方，如果你出生在12月31日，生下来当天就是一岁，到第二天，新的一年的1月1日，你就是两岁的人了。更有甚者，说起年龄开口就先虚一岁。接着前面那个例子说，对方若根本不知道你的具体生日，到新年第一天，他可能会认为那个出生在前一年12月31日的人已经虚三岁了。
如此一来，面对同一个人，江苏人和湖南人意识中的年龄差可能会高达两到三岁。比如我出生在1964年底，在湖南人眼中，只要我今年还没过生日，我就是58岁，但在南京人眼中，一般就是61岁的人了。
在上大学后看到一本万年历之前，我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的，都是按农历九月25日过生日。弟弟培兵的生日是农历九月29日，相差4天。儿时多年来，家里都是在这几天内找一天给兄弟俩同时过生日。妹妹马玲玲和妈妈生日都在农历3月初，一般她们也是母女俩一起过生日。从万年历上查到，我的阳历生日是10月30日，弟弟是11月1日，两弟兄年龄相差整整三岁零二天。
我1981年夏天高中毕业时，中国正处在9年义务制教育向12年义务教育制度的过渡转换时期。高考前，所有同学人生中第一次要在表格上白纸黑字填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该怎么填。老师说了个标准格式：出生年份回家问爹妈，生日在现在的农历生日上统一往后推一个月。有调皮者问，后推两个月行不行？老师说行，你随手写个任何日子都可以，没人在乎你是哪天出生的。
我还没过17岁生日，按当地说法还是16岁。刚刚恢复高考没几年，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宣传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1岁的神童谢彦波和13岁的宁铂的故事，令我十分神往。我也想报考大学少年班。报少年班必须在15周岁以内。于是，满怀少年梦想的我，手上一滑，有意将出生年往小里填了一年，写成的1965年。至于生日，我真的就按老师说的随手写了个日子，没有任何缘由，就是随手写了个数字。
当年那个存了点小心思的少年，随手在一张表格上填下的那个生日数字，就伴随了我往后所有的人生。还生出了许多阴差阳错。如大学期间认的许多个小姐姐，如今一说穿，全是老妹妹。
几年前，组织人事部门核查干部档案，还被专门请去写了个说明，也仅仅是因为在高中某个入团申请书上填是农历生日，农历和阳历生日日子对不上。我还主动说了以上情况，问要不要改回到真正的出生年份，这样的话我还可以提前一年退休享受自由。回复说不必，只按第一次填表时的日期为准。
人生近晚，不装了，我该活回自己。我属龙，生日10月30日。
当年参加高考没现在这么隆重，一个班上预考过后真正能坐在高考考场上的，一个班上也就那么五六个人了。父母也不在身边，我高考当天上午考完，中午回家自己在父亲单位食堂吃了午饭，中午还复习了会儿，以为下午两点半开考，快两点才慢慢悠悠往学校考场走去。两点二十分走到学校门口，见到正火烧火燎正在门口等我的周副校长，二话不说拎着我直往考场跑。原来下午两点就已开考，再迟几分钟，我就该被取消入场资格了。
结果可想而知。还上少年班呢，连中专师范的录取分数线都没达到。
继续复读理科班。复读几个月后突然灵魂开窍，自己坚决要求转到文科班。并以最快的速度，将10本历史、地理课本，包括所有的历史事件及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全部背了下来，而且是背得滚瓜烂熟。
扯远了。言归正传。
1976年，龙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本命年到了。
我小学已经毕业。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坚持与反对中，不仅没能让我们全家迁居到他工作的大西北甘肃省兰州市，反而通过多方努力，调回了家乡桃源县城。
这一年中国家发生的大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懂。
那年春节期间，我坐在父亲单位宿舍里的火盆边，默默地听着伯伯和父亲轻轻聊天，两个转业军人聊着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似懂非懂。
朱德委员长上过小学课本。知道他的扁担。他走了，便知道是那个慈祥的老人走了，没有太多感触。
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是从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听到的。因没有画面感，便没有太深的感觉。
当年的我们一直认为，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些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全世界的其他人尤其是少年儿童，全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9月9日之后，我突然感觉天塌了。以为全中国人民从此告别幸福生活，要吃第二遍苦、受第二茬罪了。我悲从中来，忧心忡忡。是真的，不是装。
应该就是在9月9日至9月18日间的某一天。母亲带着妹妹从县城回来，要我和弟弟马上赶到县城父亲单位去看电视。我们不知道电视是什么东西。母亲说就是从一个比收音机大些的盒子里能看到中外国使团和各界群众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来吊唁毛主席。
我和弟弟刚自己烧了晚饭吃过了，并给水缸挑满了水。告诉母亲和妹妹饭在锅里，赶紧就往县城跑。跑到新河桥附近，两人扒上了一辆行驶中的手扶拖拉机。手抓住拖拉机后板，脚也蹭在上面，十分拉风。拖拉机手回头发现了，立即加速。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兄弟俩慌了，便要下车。运动能力一直比我强的弟弟还晓得先将脚放下来跟着拖拉机跑几步再松开手，而我却手脚同时放开。
一声闷响，我直挺挺地趴在了满是碎石碴的马路上，不省人事。
当时的感觉至今还很清晰，没有痛感，就是一时失去了意识。但几秒钟后似乎就恢复了意识，强烈的疼痛感立即袭来。
最让人气愤的是，路旁一群正在溜达的20多岁的女青年却正对着趴在地上的我哄笑：“狠点摔！狠点摔！”
我翻身坐起，对着她们的背影一声长啸：“我日——”
苍茫夜色中，城郊的公路边，两个少年，不满12岁的我和不满9岁的弟弟，坐在地上，一颗一颗，从我腿上手臂上手心里挖出嵌进皮肤和肉里的碎石碴。
好疼啊，真的很疼。
那晚，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电视，也看到电视。看到一拨一拨的人来到毛主席灵堂前向毛主席遗体告别。看到了一脸憨厚的华国锋总理，好像也还有江青。
那天，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只要一想到就恶心欲吐。那天下午，我和弟弟在家里吃完晚饭后，照例要用小水桶将家里的水缸担满。那时水缸里一般要下明矾沉淀杂质的，过几天就要将水缸彻底清洗一遍。那天，兄弟俩清洗水缸时，竟然在缸底发现了一只淹死的老鼠！
更要命的是，因为走得匆忙，兄弟俩没来得及告诉刚从县城回来的母亲和妹妹。也就是说，她俩继续吃了那顿用死耗子水煮的饭菜。
这事第二天回来跟妈妈一说，老妈二话没说，抄棍就打。
这只死耗子出现在那个龙年，并一直留在了我的意识里。这画面让我多年来欲摆脱而不罢。难道正因了它在我家水缸中的溺水而亡，才让我在那晚扒车时有惊无险、有小伤无大害地渡过了那次龙年劫？
1976，少年的我，在举国之痛中真心感受到了自我之疼。48年过去了，三年前的三针疫苗破坏了我全身免疫系统，让今天的我，在举国等待欢庆的时刻身体仍然感受到欲生欲死的疼痛。难道是要等着看到有人拎出一只过街老鼠众人追而踏之，我才会真心解恨解脱，渡过今年的龙年劫？
（未完待续）
2024年8月11日 翠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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