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3-11 赵老师 米叔的米故事
01引子 1976
1976年，中国农历龙年。
这一年，是中国龙饱经重创伤痕累累的一年，也是中国龙拖着病体奋力飞升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百万民众，伫立在十里长安街为总理送灵。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雨，过早地耗尽了他老人家的心血。
3月8日下午15时，吉林省永吉县附近方圆500平方公里内天降陨石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伴着辐射状四面撒落的陨石呼啸扑向大地，最后坠地的一块陨石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上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造化也为受伤的巨龙落泪。
4月7日，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总理病重期间代行总理之责的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一出人意料的人事安排，反映了毛泽东对其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心理。
7月6日，被毛泽东称赞为“人民的光荣”的朱德委员长在落寞的政治生涯里，结束了戎马一生。
7月28日凌晨3:42分，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整个唐山市在这12秒之后被夷为平地，熟睡之中的唐山在惊恐中被摇醒，又在黑暗中被吞没。242,769人在地震中死亡，16.4万人重伤。8月16日、22日、23日，四川松藩、平武相继发生了7.2级、6.7级、7.2级强烈地震。
陨石为天崩，地震为地裂，天崩地裂一时齐聚，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文革中扶摇直上的“四人帮”加紧了争夺政治权力的脚步。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发出夺权宣言。但失去主席这棵遮风挡雨的大树，早已激起民愤的“四人帮”，此时已走到末路。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至此，十年文革结束。
年底盘算全年工农业生产成果，总产值比上年只增1.7%，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此时，经过十年内乱的中国龙，精疲力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197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首次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表明正确评价文革尚有思想上的障碍。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为转年的拨乱反正定下了基调。
1978年，全面整顿拉开序幕。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为巨龙起飞壮行。4月5日，中央批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工业三十条》。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潮迅速平息。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完成了对文革性质的评价，去除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障碍。
同年，为了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于美国建立关系并发表联合公报。改革的号角吹响，伟大壮阔的改革进程拉开帷幕。
02 放权让利 1978～1985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理论被否定，其领导地位发生动摇，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掌握了实际权力。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加以改革。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将中央工作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国开始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
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是四川省。1978年1月，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6户精选出来的行业与地区代表企业，迈出了国企改革的第一步。这在当时严丝无缝的国营企业计划体制下，似一股春风吹来，试点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收到良好效果。四川省政府的试点经验引起国务院重视，1979年5月首钢、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汽轮机厂等8户企业，纳入全国试点首批名单。为配合企业松绑扩权改革，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有名的第一个“扩权十条”，即《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首钢提出的“三个百分百”管理法，即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百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规者百分百扣除当月全部奖金。及“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的首钢承包制，在全国迅速走红。
到1980年6月底，全国实施扩权试点企业总数达到6000家。但在试点企业中梳理出来的改革经验，并非一副灵丹妙药，尤其是借鉴农村联产承包制在企业推行的承包制，表现出很大差异，被誉为“中国承包第一人”的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的承包经，在众多取经后应用的企业中，未能收到神奇的效果。那种初期被放大的扩权试点经验的光环，变得模糊不清。
1979年、1980年，国营企业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的放权让利改革，并没有收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奇效。为了迅速减少财政赤字，1980年12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建立和实行“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具体权利进一步明确，涉及自主经营权、干部使用权、费用使用权等，到1981年8月，全国县属以上工业企业有65%，实行经济责任制。到1982年底，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有50%，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相对于国企改革之初的粗放松绑，经济责任制在责权利相结合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但国企作为独立经营者的地位远未确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还是原有的如来佛与孙悟空的关系。
此一阶段出现的孙悟空式人物，如云烟的褚时健、华晨汽车的创始人仰融、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都因与政府叫劲而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直到今天，政府与国企之间的产权界定依然没有彻底清晰，两者之间像圆盘里的珠子，在企业面临困境时产权向负责人倾斜，在企业穿金戴银时产权向国家倾斜。这种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依然是今天改革绕不开的话题。
经济责任制的推广与实施，使计划体制下隐藏的一个生产问题凸显出来，即在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盈利亏损与企业无关。在实施经济责任制后，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现象浮出水面。吃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国企及职工，对此意见强烈。经济责任制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局面，经营好的认为国家收利过多，是鞭打快牛；经营不好的认为都是国营职工，为啥收入差别那么大。这导致企业关注责权利做实的精力，远比不上与政府讨价还价所付出的精力。
为了解决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及财政收入问题，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利改税分两步，第一步把原先企业上缴的利润改为税，统一征收55%的所得税，由于没有对企业锅里的肉动筷，所以推行得较为顺利，中央顺势在1984年9月开始启动第二步“利改税”方案，税种增加，利税分明，但实施的结果却不尽人意。按第二步，企业应对市场挑战的压力徒然增大，利改税之前的放权让利，不论饼大饼小都有分成的保证，而且还有哭穷的空间。现在的形势是，只有把饼做大才有利润剩余，因为税是真刀真枪要上缴的。
第二步利改税推行两年时间里，国企整体利润连续22个月下滑。严峻的经营形势，使利改税改革落下帷幕，国企改革路在何方的困惑像道魔咒阴云不散。
1984年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书，对人事权、财权、经营自主权提出进一步放权松绑的请求。当日，福建省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三个方面，给企业松绑。一周后，《人民日报》予以报导，随后全国各地方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成为全国热点新闻。
5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改革被明确为改革的中心环节。表明国企改革从不动体制框架，在框架内头病医头、脚病医脚的零散式改革，进入到对计划经济体制动刀的阶段。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探索政企职责定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中型国企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小型国企实行租赁制。
八十年代中期，农民工大军已在民营经济大潮中成为主力，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样事物层出不穷，渴望财富神话的年轻人怀着梦想向特区聚集，大学生群体弥漫着浓厚的报国情结，国企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步向深水迈进，中国龙在艰难中盘旋。
03 两权分离 1985～1993
从1984年起，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各项改革措施年年创新，但由于都是在体制内的技术层面的改革，没有触及深层的产权归属问题，所以鲜有成功的案例。
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下，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做法。政府通过承包制大大减化了原有的责任，从原来要考虑全体职工的范围缩小到与承包者之间的对弈，由此造成的职工利益被剥夺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当时，许多承包者都通过重新组阁、竞争上岗等所谓减员增效的办法，迫使职工下岗失业。成为“老板”的承包人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国企存在的主人翁地位完全丧失。
从1987年到1990年，承包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大。具体表现在职工的内心失落感增强，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部分承包人为最大化私利，拼设备拼人员造成国企资产严重受损；少数承包人通过利益输送大肆侵吞国企资产。承包制没有带来柳暗花明的期待结果，只能黯然收场。
在1985年至1986年间，一大批国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由于原有的吃奶机制在改革中被切断，这些陷入困境的国企成了政府手中烫手的山芋。职工告状，银行冷脸，一时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有病乱投医，在尚没有一部完整的企业法的情况下。1986年12月2日，仓促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可能是感到没有上位法就出台下位法的荒唐，特别附加一条：《破产法》要等《工业企业法》实施三个月后才得试行。《破产法》出台反映了当时国企改革在政府层面的焦燥心态。
为配合企业内部承包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从1985年开始，北京、沈阳、青岛和株洲四城市先后进行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此后两年，大范围的劳动用工改革全面铺开，原有体制最大的优越性——铁饭碗被打破。到1988年底，全国已有3.6万个国营企业、1300万职工实行了优化劳动组合。经过优化劳动组合，出现大批富余人员，主要分三类：老弱病残一类，考核不合格一类，定岗定编多余一类。
与承包制并行的劳动用工改革，在政府高压的推动下，未免出现许多一线操作上的简单粗暴，导致各地发生多起下岗职工与厂长（经理）之间的流血事件。
另一方面，股份制试点也在实践层面逐步扩展。1987年1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国企。争取本地国企上市指标，成了此一时期各地政府抓住解困稻草的机会，相对于解决那些经营困难、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又不得不举刀改革的企业，帮助本地企业包装上市更吸引人。
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多项改革齐头并进缺乏协调配套的情况下，“砸三铁”所导致的大量富余人员，政府并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这种情况逼迫改革只能向更深入的改革迈进。
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意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企业内部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弊端没有完全破除，影响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成为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任务。
“砸三铁”所带来的大量富余人员，在许多大中型国企，仍然沉积在企业之中，一时找不到出路。反之许多在两权分离的改革中通过承包而腰包鼓鼓的“企业家”，享受着媒体的歌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股份制，也堂而皇之登上舞台。一时间，对改革的走向及未来产生了严重分歧，姓社姓资的讨论趋于激化。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解除了理论界与企业界“姓资姓社”的争论。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和企业与政府的关系。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第3条至第11条宪法修正案，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应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
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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