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文体馆站台,上来一位戴着红帽子,围着黒高围脖的大姐,走路有点不稳的样子。车上的人不多。
车子开到丽景湾华庭的时候,那位大姐说:到-中-学-下,讲的有点咬着舌头,费劲的样子,司机听懂了,问:是宿迁中学吧?大姐说:是的。
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大姐问:我可以跟你拉拉呱吗?司机说:可以。大姐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脑出血,第二次了 ,六年前出过一次。我家姊妹五个,三个都是的。司机问:怎么这样啊?家里老的有吗?大姐说:我妈妈是的。司机说:那你得叫你家孩子注意了,你怎么自己一个人乱跑?你对象呢?大姐说:上班呢,我从那边老家拿点衣服到这边来。司机问:这边住哪里?大姐说:我说不上来,但我能找到 。司机问:几个孩子?大姐说:就一个儿子,我们这一代人坑在计划生育上,只有累一个孩子了。司机说:是的,要是两个孩子就好了,不过现在叫人生,人都不想生了,生下来作什么?做奴隶,房奴?又问:你退休了吧?大姐说:是的 。司机问:退休工资多少 ?大姐说:六千多。司机大呼:六千多啊,退休还拿六千多,你们这些人应该感到非常幸福啊!大姐立刻中气很足的说:对,知足,幸福。司机又问:你是哪里退休的?大姐说:建设局的。司机说:钱再多,没有好身体也不行,你们上班时清闲、享福,退休了还拿这么高的工资。老百姓种了一辈子地,才拿百把几十块钱。扪心自问,你们到底为社会作了多大贡献啊?拿这钱不应该感到有愧吗 ?
说着车到站了。我先下了车,怕大姐下车不稳,伸手接了她一把。她非常感激 ,和我一路走了,原来她就住在我们对面小区,我说:翡翠蓝湾么。她说:对,就是的 ,我因为脑部做手术,语言神经遭破坏,所以有的记不住,说不出,但是我能找到。我说: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恢复到这样就不错了。
一会儿走过了体育馆的广场,她从路东旁走 ,而我过马路,从路西旁走。我们就此分手了。但是公交车司机的诘问却在我心头回响,并且愈来愈强烈了:你们到底为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拿这么多钱?不应该感到愧疚吗?司机的发问:可以说是身处社会底层者的呼喊。可是放眼社会,芸芸众生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还应该更多。此刻,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回答呢?那个声音,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中不停的敲打:不断的提醒我,必须要努力的工作,才不会太愧对在这片大地上一切辛勤劳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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