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说（于述胜）

“书呆子”说（于述胜）

“书呆子”说

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

       上学期我给本科生开课，一位同学课间来到我的身边，忧心忡忡地说：“老师，俺不怕读书，就怕读书多了变成了书呆子。”听了这话，我把这同学上下打量一番，实在看不出多少“书呆子”的迹象，遂应声说道：“不必担心。成为书呆子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那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能‘进得去’，二要‘出不来’。”光这“进得去”，就够众多读书人忙碌终生了，遑论“出得来”与“出不来”？

“书呆子”说（于述胜）

       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读书人需熟读四书，模仿圣人口气、按照固定格式，为文应举。早在明清递嬗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面对天崩地解的时代巨变，怀着家破国亡的沉痛心情，曾展开对于传统文化、学术和教育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顾炎武的这一震古烁今之论，就产生于那个时代。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以八股文为代表的科举式教育因无法满足富国强兵的历史诉求，在“变科举、兴学堂”的声浪中进一步成为维新人士声讨的对象。顾炎武的名言被梁启超提升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后，更是不胫而走；它与严复等批陈八股文“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名论相携手，成了重塑历史、变革现实的流行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八股”作为传统教育的象征，成了腐朽落后、无补世用之物的代名词。

“书呆子”说（于述胜）

      可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理论是西方的，实际却是中国的”尴尬历史处境中，沿着“西学为用”——“用”西学以富国强兵的路数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在那些急于用新教育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者眼里，也终于变成了无补世用的“新八股”或“洋八股”。以至于深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强调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书本知识与儿童经验和个性紧密联系的1922年新学制，也难逃“八股化”的嫌疑。所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聚拢于“新教育中国化”旗帜下的各种新教育流派那里（如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等），“八股”所象征的已不只是中国的旧教育（“老八股”），也是贴着现代西洋标签、具有强烈移植模仿色彩的中国新教育（“洋八股”）；而所谓“新教育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从实践中生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求。这个时期的理论，在强调“用”这一点上与过去并无二致，差别仅仅在于，理论与“用”取得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理论不只是为了“用”，而且，为了更“有用”，理论自身就必须来自于“用”。

“书呆子”说（于述胜）

      陶行知先生批评新、老八股，最为形象而典型的一句话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死书”是从读书的内容上立说的，指所读之书无关于当前的实际生活；“死读书”、“读书死”是就读书的方法立言的，即不能在学与用，知识、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中读书。为了突出生活实际和“用”的地位，陶先生干脆提出：在生活教育中，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这样，以“教学做合一”为理论基础的生活教育的教科书，最终不能不以“生活用书”的面目出现：学与用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理论也在与实际的合一中完全变成了操作性知识。

“书呆子”说（于述胜）

       在陈鹤琴先生看来，既然旧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那么新教育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于是，紧步生活教育理论后尘的“活教育”理论，只需变“死”为“活”，就已经完成了教育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伟大转变。“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陈先生是用这样一句响亮口号来概括“活教育”之课程论的。当教材从书本转向世界本身、转向大自然和大社会，人们的视野和境界似乎一下子变得气势恢宏起来。可问题在于，如果说世界本身也是一部书，那么，它与作为书本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书本是人类已经打开了的世界，而世界则是尚未被人类打开的书本。让儿童用未经文化和文明打磨的自然之眼，去直接“阅读”那未被文明之光照耀的“大书”，呈现在儿童面前的，除了自然、神秘和惊异，还是自然、神秘和惊异。这与原始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好在陈先生自己也是先读有字之书、后读无字之书的（他在中国所进行的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的开创性研究，就是用他留学美国所学来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观照中国问题的产物），还不至于彻底否定书本知识的价值，故他对于“书呆子”的论说似乎也还中肯：读书人成了书呆子，不是因为书读得多了，而是因为读书不联系实际。只是，这读书的“死”与“活”，终究还是落在了一个“用”字上。

“书呆子”说（于述胜）

      我总觉得，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得与失、成就与问题，都与这个“用”字有不结之缘。因为讲“用”，我们才有了西学的不断输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和学术，也有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因为讲“用”，才出现了知识、理论、学术的习惯性挪用和庸俗化，用政治的或经济的逻辑去取代学术的、理论的逻辑也一再拥有了事实上的合理性。

       “用”与目的性密切相关。做事不讲“用”，便没有目的，那不是人干的事儿。可是，目的来自于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层面。可以说，人类生活有多少层次和面相，人类也就有多少反映其需要的目的以及服务于这种种目的的“用”。就拿读书一事来说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个人将来谋个好差事而读书，固然是“用”，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了读书而读书，又何尝无“用”？非要把读书之“用”定于一隅，也会把书读死。

       更何况，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中所凸显的“用”，是有形之用、有用之用——即服务于外在功利目标（如上自国家富强，下至个人求职谋生、穿衣吃饭）的用，而非无形之用、无用之用——即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和丰富知识提升境界的精神性功用。它集中体现在以“理论——实践”模式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话语中。这种话语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工程——技术”思维的文化隐喻，又是以实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经验科学治学方式的普遍化形式。它倾向于把“实践”理解为“造物”的活动（这正是技术的特点），把“理论”理解为造物的方案或构想。所以，民国时期的不少学者会把“学术”解释成“科学和技术”；而中国现代教育学，则把“目的—手段”或“原理—原则—方法”作为自己的典型结构方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限定中，理论也被手段化了，它被定位于用，被锁定在对于行动方案和方法的指引上（所谓“可操作性”），以至于理论自身直接变成了操作性知识。理论知识的独立价值消失了。

“书呆子”说（于述胜）

       事实上，即使撇开知识、理论多种多样的人文熏陶价值不谈，仅仅从知识与人的理智发展关系着眼，理论的首要价值也在于思想操练。也许，我们从理论中得不到某种方法的训诫（其实，一种特定方法常常不来自某种单一理论；一种理论，如果它称得上理论的话，其启示也常常不会只指向某种单一方法），却可通过思想操练，使思想得到凝聚、提升，进而走向澄明之境。以澄明之心看、想和做事情，其境界便会迥然不同。如此说来，把读书、学理论死定在服务于外在功利性目标上，岂不是大呆特呆？

“书呆子”说（于述胜）

       读书不可呆，却可“如痴如呆”、“如醉如狂”。后者代表了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它不仅意味着读书者全身心的投入，也意味着读者与作者精神上的亲密无间、融为一体。“未进去”之前，四边皆黑、无路可入，对那充满理智挑战之物的热切向往，会让读书之人孜孜以求、寝食俱废；“已进去”之后，书中之言“若出于吾之口”，书中之理“若出于吾之心”，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豁然呈现，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读书之人不禁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三月不知肉味”也不算夸张。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吧。

       读书之人不可成为呆子，却不妨有点儿“呆气”，冒点儿“傻气”。这“呆”和“傻”，体现了可贵的书生意气：天真质朴、执著坚持。他或许会略带酸腐，不如时刻准备贩卖知识、奉迎取巧者来得实惠，却也避免了后者身上那让人厌恶的俗气。想想看，一个读书人若忘了自己的本分，没有一点儿书卷气儿，精明得像个商人，灵活得犹如政客，岂不令人作呕？

       在一个处处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时代，不乏精明伶俐之士，要保持一点书生意气反倒难了。物以稀为贵，故曰：“不必担心。”

（《中国教师》2008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