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
司马迁写《史记》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述往事，以思来者”，目的就是后文提到的“舒愤”。“愤”因何而来？了解作者的人都知道，这与李陵事件有关。只因看不惯朝中的势力眼，为李陵多说了几句话，没想到竟飞来横祸。“诬上”的罪名已经下来，无钱无援，竟落得个下蚕室的后果。残酷的现实，已然撕破世间温情的面纱。李陵事件成了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也成就了《史记》的闪光点。非人的境遇，势必在司马迁内心打上深深的烙印，必将喷发在行文字词间。有内容为证。
1.推崇侠客。侠客身上，虽然有许多恶习，用现在的话来说，本身也是个社会的不安因素。但因“缓急，人之所时有”，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每每是非常时期的润滑剂。如帮助过季布将军的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难怪司马迁不由大发感慨:“盖亦有足多者”。
2.为下层人物立传。夷门监者的侯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不顾满堂亲贵的着急等待，非但亲自执辔去迎接，还陪同一起去问候侯嬴的朋友朱亥，最后在一片惊愕的眼神中将情节推向高潮，真是极尽渲染之能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韩信拜将，有异曲同工之妙。信陵君此举虽有作秀之嫌，然因侯嬴傲视权贵，“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司马迁不惜笔墨是可以理解的。
3.痛批随波逐流和落井下石者。魏国的范雎和须贾一同出使齐国，齐王偏偏厚遇范雎，回国被怀疑有异心，魏相魏齐痛下杀手，宾客更是落井下石，险象环生，幸亏自己睿智，最终逃离魔爪。后辗转到了秦国，成为权倾一国的应侯。接着终于迎来了面对魏国使臣的机会，范雎微服见到须贾，须贾见其寒酸，心生同情，取绨袍赐之，些许的温情挽回了被报复的局面。
4.对嫌贫爱富者的鄙薄。这类例子很多，比如《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发迹前，其嫂子的评价是“有叔如此，不如无有”，满脸鄙视。陈涉以“苟富贵勿相忘”相期许时，同样遭到同伴的冷嘲:“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苏秦游说未果，落魄而归时，“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世态炎凉，作者司马迁深有体会。
5.重视物质和生产。作者身陷缧绁，无钱自赎，致使“大质亏缺”，财物之用大矣哉！《史记》中对经济的重视以《货殖列传》言论最为集中，比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比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均出于此。其它散见于引孔子对颜回的话“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等也俯拾皆是。
6.由于受过宫刑，“身毁不用”，在“立德”“立功”已不可能前提下，剩下只有“立言”，进一步坚定了书写《史记》的信念，因记有许多个人色彩较浓的话，怕不被当时者容，是准备藏诸名山的。注重私家撰写，《史记》传记中大篇引文处甚多，即便难考作者生平事迹，也绝不愿著者“名磨灭”。
“悲愤出诗人”，“诗愈穷而愈工”，作者的不幸，反而成了读者之幸。在有幸读到《史记》的同时，大家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令人伤心的李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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