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刻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就我个人而言，惴惴不安地带着全家人回到了老家新装修的房子里过年，和我老爸老妈、弟弟一家，妹妹一家第一次这么全的在一起吃了几顿饭。闻着圆桌旁各类菜肴弥漫着的香气，望着老爸老妈高兴的神采，看着弟媳、妹妹和我夫人在厨房间有说有笑地忙碌的身影，逗着的围着小车乱转的孙辈们，听着弟弟、外甥、侄儿谈论着2020年事业上的打算，特别是了解到外甥吊装公司发展迅速，侄子的物流企业步入正轨，内心因疫情而紧张的同时难免为这其乐融融的场景所打动，更令我浮想联翩。
我所能记住的“过年”应该是我妈从我耳朵上把金耳环拿掉的那一年春节。按农村的风俗，家中老大带耳环才能保佑茁壮成长。我那耳环听妈妈说是外婆给的。那年春节，外婆因为地主成份又被批斗了，公家要求交出所有财物，妈妈忍痛从我耳朵上摘除了耳环。那时小虽不知耳环价值，但对地主、富农成份有了概念。因为在老家袁家村和河口村被批斗的不是我的外婆就是我的舅舅或是我的远房姨娘。也许“要争气”的念头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在那个年代作为小人是盼望“过年”的。大年初一，妈妈总会给我穿戴一个有大口袋的新衣服，并要求挨家挨户地去拜年。爷爷、奶奶、大伯、叔叔、大妈、婶婶喊个遍才能换来几块糖果、几个精果和大一口袋豆子瓜子。回来以后还有分给妹妹、弟弟。后来妹妹、弟弟大些也跟着我后面拜年。在那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人们想要吃到几块糖已经是很奢侈的了。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和妈妈到离家20—30里地以外的兴化姨奶奶家拜年，吃到了好吃的糖果。年后我就瞞着爸妈带着妹妹、弟弟，三人跑到姨奶奶家，不仅没吃到那么多好吃的，还让爸妈着急了两天，直到第二天姨奶奶派人把我们三人送回来，回来后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想想现在的孩子，那么的浪费粮食、浪费水电，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心痛啊！
有些年是非常不好过的。我对自己的爷爷王加明印象是很深的，我十分喜欢我爷爷。他是个十分勤劳老实本份的普通农民。他负责生产队牛的放养，保管生产队鸡蛋等物品。有一年过年，爷爷说，今年要少给你压岁钱了。然后他跟我奶奶、爸爸讲，生产队会计把一笔60只鸡蛋的条子弄丢了，硬说生产队没收到这60个鸡蛋。结果只有爷爷补偿了这60只鸡蛋的钱，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和爷爷睡在牛棚里，从爷爷的叹气声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有些年是不容易过的。记得1984年春节，由于高考落榜在家。有个本家叔叔王德连来家拜年。当着我的面对我爸妈说：“孩子考不上还要重上？乱花钱，学个手艺就算了。”当时的我可以说无地自容。我真不知道没有文化的爸妈怎么有这个勇气东拼西凑找钱来让我重新考大学。从那一时刻起，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全家人争口气。后来我成了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每家过年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从我记事开始，舅舅家、姨娘家、姑姑家，结婚后又增加了妻子那边的长辈亲戚家是必须要去拜年的。从走步去拜年到自行车、摩托车再到小轿车去拜年，一晃已经50多个年头了。这些至亲从我们出生开始都直接地间接地关心帮助着我们，我们不能忘恩。不仅如此，曾经帮助我找工作的张林国夫妇，直到他们都去世，才停止去拜年。到工作期间对我有帮助的陈同亮夫妇家去拜年也将近30年了。辜伟节老师虽不是我的嫡系老师，但他做人品质令我敬佩，到辜伟节夫妇家拜年也超过了10年以上。这些人虽不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也早脱离了工作一线，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道理还是懂的。
回想这么多年来摸爬滚打的历程，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却有幸遇到这么好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去拜望一下从根部供应我和家人大量物质和精神营养的人，内心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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