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逝去，你感慨的究竟是什么？

《芳华》截图

《芳华》这部电影大热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兴趣想要看这部风口浪尖上的作品。第一次看《芳华》是近日看了一个去年推出的文化节目，节目中，这位颇具文化涵养的老先生倾情解读《芳华》的一些细节，以及他时常流露出的不自知的，对那段属于他的年代记忆的留恋之情。受这位老先生的感染，一时间产生观影的欲望。所以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是距离它上映后近小半年的时间了。其实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散发光华的。这部影片也是如此。作为一部文艺片（我个人的定义），它的光华就是刺激人们潜藏的情怀。诚然，由于当代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能力，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任何东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当情怀泛滥成为一种具有贩卖价值的行为艺术时，有一些人会仍然沉浸其中，成为吟诵“感时花溅泪”这种诗人的忠实热粉。而另一些人则会猛烈地抗拒这种廉价的商品，成为看似见解卓越的脱俗者。我也是俗人一个，看完这部怀旧文艺片也忍不住手痒，想胡咧咧两句。

当一个观众坐在大黑幕前，他总会收获些共鸣。即使是再具有独特脑结构的观众，也会掉入制作人所预设的观影期待中，因为是人，你就一定会运转你的脑回路，脑回路一动，就必然将产生与电影的情感交流。我猜测，大多数人与这部影片的情感交流内容不外乎，感怀逝去的青春、感怀不得的美好爱情、感怀逝去的美好时代和纯真的旧社会（相对改革开放而言）等等。我既正值青春盛年，也无遗憾的爱情体验，更不可能见证过那个年代的点滴，所以让我与《芳华》共鸣的话，怕是只剩下人性的考察了。当然，每个人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恰好就是其性格特征的暴露点。或许，是我这不怎么善良的阴暗面与《芳华》进行了一番共鸣。

人性，是个极其复杂，极具哲学含量的话题。深究这个话题，接下来的文字怕是要贻笑大方的。所以，也就只能与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对号入座，来自言自语几句。直到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都没有考究过究竟冯导想要借影片表达什么。就我自己的观影体验来妄自揣摩的话，我似乎看到了许多人性的阴暗面。

在影片中，是有意强调过该故事发生的时间线索的。具体出现过的时间提示，有1976年，1979年，“一年后”（1980年），1991年。整部影片，也是以这四个时间点进入不同的转折期，冲突和矛盾不断地随着时间线索而推进演变。而这四个时间点，也正是每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与人性黑暗演变的转捩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好与丑恶。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的时代，文革是最黑暗的体现。从影片开头就铺垫下，那个时代，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人性特征。例如，何小萍的母亲即使摆脱了前夫的配偶身份，嫁给革命干部，也依然无法洗刷人们的鄙夷与伤害。她将所有的恐惧与愤怒转嫁至女儿身上，记得影片中间段，何小萍给父亲写信中提及，唯一一次被母亲抱在怀里，还是她把自己冻生病后高烧三天的时候。她渴望人性中最基础的母爱的关怀，却也不得不以扭曲、自虐的方式来寻求一丝温存。那个时期的人，是一个因极度恐惧或者失去理性教育而丧失人性感知的动物。

影片中，一再展现了何小萍在文工团被排挤的生活现状，这些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嫌弃，并无实际的矛盾冲突。出自十分单纯的厌恶心里的欺辱行为，也算是人性中最原始、最单纯的黑暗了，比起故意而为之的话。例如，影片中，高干子弟郝淑雯仅仅是因为拿了一下何小萍的外套，闻到了她身上浓郁的汗臭味与乡土气息，就以城里人惯有的姿态鄙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人。这种鄙视在两人于宿舍中自我介绍时达到高潮，郝淑雯应该是影片中第一个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何小萍的排挤之心的人。然而，你却无法厌恶这样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因为这就是人性的本真。看她如同照镜子一般，你全无责备的资格。

当然，有所谓的“坏人”，就会有对立面的“好人”来形成对比效果。如果问观众，认为谁是影片中善良的人，大家可能会选择萧穗子（在室友中）。确实，萧穗子在影片中频频地表现出自己的善良面。例如一开始，是萧穗子在练舞大厅指出郝淑雯的夸张嘲笑、是萧穗子替何小萍拿的洗漱用品、是萧穗子替何小萍撑的蚊帐、是萧穗子在小芭蕾欺负何小萍后站出来斥责其举动过分的，然而，萧穗子却是个不够纯粹良善的人。如果你注意到，萧穗子也是嘲笑垫胸内衣的围观者之一。萧穗子并没有在小芭蕾动手时上前制止，郝淑雯的那句“行了，你也别在这装好人了”说的就是萧穗子。她尽管知道何小萍饱受欺辱，却也只会在若干年后说一句“那个时候大家都欺负她，说她身上有味儿，其实她就是比别人能出汗而已”。然而，这也不会造成我们讨厌萧穗子。因为这也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纯粹善良的人是无法存活的，太单纯的人不适合生活在那个无法自保的年代。所以刘峰下放了伐木连。“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这是《芳华》的独白。也是人的独白。

既然无法拥有纯粹的善良，那么我们就会将渴望缩小。所以，当林丁丁面对何小萍死不承认偷其军装去拍照时，即使她在愤怒中脱口而出“你是品质有问题”，她也会在下一刻反省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将惩戒何小萍一事作罢。这小小的细节就会让我们无法厌恶这个虚荣、小家子气的女孩子。在表象的善良下隐藏万恶的影子，与在万恶中留存最后的善意，自然是后者更让人懂得善良的真谛。

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拼命渴望存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似乎冷漠这种恶的人性面也能被人原谅，这也是我们。这让人想起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所说的一段话：“当时没有人为死了人而伤心。当时是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没有人会真的死。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高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点伤心。这时候我们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这种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种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然后就一点也不伤心，因为伤心被这种程式消化了。这种种程式就是高级智能。因为有了这种种程式，好多东西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连死都不真了。”

在影片中1976年以前的暗黑人性象征着最原始、最本真的人性，是可以被原谅的。我们可以原谅林丁丁为自保而故意构陷刘峰。我们可以原谅文工团政委因厌恶何小萍对其不满而将她下放野战医院，将她推向残酷的战争。我们可以原谅分队长明知何小萍受尽欺负却无所作为。我们可以原谅郝淑雯明知好友萧穗子的爱情，却在横刀夺爱后惺惺作态。至少，一般而言，没有人会不原谅自己。

而1979年后的这段时间，影片表现了大量的战争画面，以战争的恶，为良善人性重新塑造一个生长的土壤。这一时段的最后一幕，何小萍的起身一跃不就是人性的跨越吗。此后，再无来自生命最本真的威胁所带来的迫不得已的人性恶化。然而人的这颗魂灵，早已千疮百孔。人对良善的追寻，早已随着何小萍的疯癫消耗殆尽。就像影片中说的，“北方的冬天，各家都要买大白菜过冬。大白菜搁在外面，冻得时间太长，一搬进暖和的屋子就容易烂”。

后来的1980年，文工团解散，似乎是一个时代的解散，似乎也是人性的彻底解散。解散的过程十分短暂，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解散后的世界——1991年。这时，我们已经再也找不到纯粹的恶了，我们的恶经过商业社会的熏陶，也成为了具有商品价值的东西。影片中，郝淑雯在海口偶遇被城管欺负的刘峰，以及刘峰看着照片中已经被美好的物质生活夺去青涩容颜的林丁丁，这些曾经伤害过别人，或者被人伤害的人或事，在最混乱的时代反而放射出最质朴的光华。

人性是什么？黑暗是什么？伤害是什么？纯真又是什么？我们都无法回答。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对比之下的绝对。我们只能问，芳华逝去，你感慨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