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等人的新见解揭示了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的规律：在文明社会里，鬼神是人们最后的一个申诉渠道。这是源于先秦法家的一个古老认识，《韩非子》就持有明确的无神论态度，认为百姓的鬼神信仰与政治的开明程度成反比。而他们未曾揭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规律则是：人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越强，对鬼神的依赖性也就越强。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会注意到观射父（fǔ）话里的这样一处细节：在民神杂糅（róu）的时代里，神和人都没了生气。的确，在文明较发达的时代里，具有相当理性化倾向与知识素养的人很难把这样的说法认真对待，殊不知在先民的观念中，如涂尔干所描述的“我们务必要慎重，绝不能……认为膜拜只是以人的受益为基础的，而与诸神毫无关系；因为诸神对膜拜的需要绝对不亚于崇拜者对膜拜的需要。当然，没有神，人就不能生存；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人不进行膜拜，神也会死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现代人很难理解神的死亡，但是在古人看来，神也像人一样，需要填饱肚子才能活下去。神的饮食就是人们焚烧祭品的香味。之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因为一旦没有了继承人，祖先神灵就得不到祭祀，已经死去的列祖列宗这回就要彻底饿死了，这是好大的罪过啊。所以人们也会把“无后”说成“断了香火”。
儒家对待鬼神，秉承着孔子“敬而远之”的原则，而这一观念并非孔子的发明，而是周人的一贯传统。今人阐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往往认为这是孔子无神论倾向的一种委婉表达，而古代学者多在有神论的范畴里作出理解：首先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也不否认鬼神能够对人类世界进行干预，而是认为神和人之间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旦越过这个距离，定然会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局面。宋人林之奇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神祗本来是不会到人间兴风作浪的，正是人们诅咒盟誓之类的行为过多过滥才招致了神祗降格，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是很恶劣的。（《尚书全解》）
这是把事情归咎于人，认为人只有对神祗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社会秩序才能稳固。同样出于这层考虑，明人王樵（qiáo）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称作“绝地天通”，而不是按照一般的语言习惯称作“绝天地通”？他的解释是：地，民也；天，神也。神祗并不会主动和民众接触，凡是有神祗降格的事件发生，都是人自己招惹来的。（《尚书日记》）这就是说，神祗降临非但不是好事，反而会引起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而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神，而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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