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黄河的演变历史，可知黄河下游河道曾在很大范围内南北摆动。简单地说，黄河下游河道的摆动，是北届海河，南至淮河。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来看，这片广阔的地域，也就是黄河下游流域所涵盖的范围。就其地理成因而言，这一区域，都可以看作是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黄淮海平原。
司马谈在讲述六家学术要旨时，针对阴阳家说道：“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段话，揭示了阴阳家思想的实质性特徵，是要依照“天道”以定立天下纲纪，或可概括为顺天行道，实际上是倡导遵循自然的规律来施政行事。用现代语言来表述，这可以说是宇宙观、世界观的问题，而这一点对儒、墨、道三家思想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司马谈论战国以来六家学术要旨，首推阴阳，道理就在这里。
在阴阳家学说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天道”，是由“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诸项具体内容构成和体现的，既不空洞，也不像现在许多人以为的那麼抽象。正是这些具体的要素，促成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动循环，所谓阴阳五行以及五德传承都是基於这些要素。
“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这些词语，乍看起来，似乎让人颇感神祕，实际上纸是很普通的天文历象术语。简单地说，它们表述的大多都是地球的公转週期，是对这个週期所做的不同数额的等分。古人倒过来看地球与太阳的位移关系，觉得太阳是在围绕着大地转。这种状况，又可以称之为太阳的“视运动”。因而也可以说，在阴阳家眼里，太阳视运动就是“天道”的具体体现。
明白了这个原理就会理解，阴阳家讲述的这套理念，一定要以对太阳视运动状况的準确认识为基础。
考古学家们已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很多早期的天文历象遗蹟。在这当中，有三处遗址最为清楚题体现了先民对太阳视运动状况的认识。
第一处，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了距今6400年左右的蚌塑青龙、朱雀、白虎、黄鹿四神图案。青龙、朱雀、白虎、黄鹿这四种神兽，就象徵着太阳视运动週期中的四个阶段，也就是一岁四时。象徵冬时的黄鹿后来演化成龟蛇合一的玄武，而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是世人熟知的成熟形态的四神形象。这四神也可以简化表述为三神、二神甚至一神。三神者如龙、虎、鹿，二神较多为青龙、白虎，但也有用朱雀、黄鹿（或玄武）的，一神，就是世俗所说象徵着中华民族的那条神青龙了。在西水坡遗址中，另有蚌壳塑型的青龙、白虎二神，它比蚌塑四神更为社会大众所熟知。
第二处，是河南郑州滎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了5000多年前用陶罐摆佈的北斗七星造型和与之匹配的圈丘（即后世俗称的“天坛”）遗址。另外，在北斗造型的斗柄上下，还各用一隻陶罐，体现太阳和月亮，用以表徵阴阳两仪。颇有一些人以为这两隻陶罐与另外七隻陶罐共同构成了一幅北斗九星图形。然而天上绝无九星北斗，现在没有，古代也没有，这样的解释是很不合理的。
根据《史记·天官书》等文献的记载，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斗是天帝乘坐的车子，被称作“帝车”，而象徵这昊天上帝的天体乃是北极星。圈丘便是古人祭祀北极的祭坛。青台遗址中的圈丘遗蹟正对着北斗七星的斗魁，而这斗魁四星犹如车舆，正是天帝在车上的“御座”。天帝乘坐帝车巡行苍天，体现的天文现象，也是太阳的视运动。
第三处，是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在这里同样发现了5000多年前用陶罐摆佈的北斗七星造型。在这个北斗造型的斗柄上下，同样也有用两隻陶罐摆出的太阳和月亮。另外，在与青台遗址圈丘相当的位置上，还发现了一头猪的骸骨。按照我的理解，在古人的观念中，黑猪是北极的象徵，所以这件猪骨体现的也是天帝。在双槐树遗址这处天文历象遗蹟的北侧，还有一隻鹿骨骸——这是体现冬时的黄鹿。
这三处鲜明体现“天道”的先民遗蹟，都紧临黄河干流，滔滔河水就在遗址旁流过。阴阳家的思想萌芽於此，生长於此，正非常鲜明地体现出黄河对早期文化发展的重要滋育作用。
战国时期阴阳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首推邹衍（又书作“騶衍”），时人以“谈天衍”称之。邹氏出身於齐国，是“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中重要一员，曾游走於魏、赵、燕诸国，讲学论道。邹衍之外，见於《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些战国时期的阴阳家著述，凡有明确籍贯记载的作者，或齐或韩或魏，或宋或郑，也没有一个不是出自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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