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有很多树的地方。苍劲的树根扎实于地底,树枝向高远处伸展,或是彼此交错在一起。树叶蓊蓊郁郁,遮住头顶的烈日,但阳光还是能从枝桠间漏下来。我走在路上,像是踩在阳光上,像是踩在地面的漏洞上。
而这个夏天,我待过的树最多的地方,是医院。
统一装修的门诊楼、住院部,只有建筑楼名显示出它们的不同;统一白色衣服的医生、护士,只能靠身形和眼神来区别他们。在医院里,什么都是统一的,只有每个人经历的痛苦不一样。
4月初,我陪我的妈妈一起住进了医院。本来以为只是做一些常规检查,但没想到一进医院就几乎待了两个月。
我想起那个下午,那时我们还穿着长袖,在人满为患的周一的医院里不停地排队,不停地等。排队进医院,排队挂号,排队做检查;等着被叫号,等结果,等床位。
在医院待了近两个月后,我发现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等。等着做检查,等着检查结果出来,等着医生查房,等着做手术,等着康复,还有等死。
以前对医院的印象是从书上看来的“充斥着难闻的消毒水的气味”,当我真的接触时才发现不是这样。医院没有消毒水和其他刺激性的味道,它跟我们平常待的地方甚至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明晃晃的白炽灯常常让人失神。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夜晚。在医院,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忙碌的医生和护士;无论在哪个角落,你总能看到脸上满脸忧愁的人。
妈妈的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旧疾复发,但这一复发,却再难康复成以前的样子。双肾萎缩、肾积水、肾结石,这十个字已经折磨了我妈妈和我们家十年之久。在医院拿到检查单时,我看见爸爸对着单子上某个急速升高的数字指标叹气。来检查,就是为了核查这个数字而已。而我的妈妈,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她的脸庞因为生病而微微肿胀,身体却是那样瘦小,干枯的双腿甚至撑不起最小码的裤子。
接下来就是住院。因为家里也需要照料,爸爸就先回家,想等到确认手术日期时再过来,而我就留在医院。那段日子我觉得生活很黑暗,感觉所有看过的电视剧都没有我的生活狗血。
我在六点的早上看着一管又一管红色的血从妈妈的手臂里抽出,从九点开始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进入妈妈的身体。我曾经在晚上八点被医生下的病危通知单吓哭,声音颤抖地跟妈妈说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去楼梯口给爸爸打电话;也曾经在凌晨一点目睹爸爸在前台跟医生争得面红耳赤,妈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我现在仍记得妈妈动手术的那个夜晚。从手术房里推出后病人在两个小时内不能入睡,因为怕睡着会抵抗不住麻药的副作用。为了不让妈妈睡着,我在床头一直喊她,对着将睡未睡的人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跟死神抢人。寂静的病房里,我惨白的叫声在房间回荡,时不时夹杂着妈妈含糊的回应声。
她说她冷,我们从护士那里再要来一床被子,我把手伸进被窝里握住她的手——我从未握过这么冰凉的手,像从冰窖里刚抽出来,怎么也捂不热似的。
那个晚上,我和爸爸都没有睡好。我们轮番守着病床上微微呼吸着的妈妈。天花板白炽灯仍然亮着,床头的监护仪上闪动着绿色红色的波浪线。
从四月到六月,病房外的树木叶子从青绿变成深绿,窗外的空气开始燥热,我穿上短袖,妈妈却还是裹着厚外套。手术虽然很成功,但身体终究没有以前那么硬朗。六月一日,是大家争着当小朋友的日子,也是我四年大学生活正式结束的日子,从校门口迈出来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醒又无比沮丧地意识到:我的夏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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