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附释
13.1.1迁就即纵容
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国民党为了打压赤色分子，处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喜欢读书的人，不得不把马克思的书藏得严严实实，恐怖之下，那是禁书。台湾的杨照先生，曾经为了读《资本论》，不得不在图书馆里悄悄将全书复印出来，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家藏起来，只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才敢阅读。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个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朋友A逃到了我家，有关部门也追了过来，问我有没有看见A，此时我该撒谎还是说实话？如果说实话，朋友被捉走；如果说假话，就是纵容白色恐怖继续恐怖下去，那些心忧天下的人会指责我说：
你这样的纵容就是犯罪！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就应该说实话。
这不是置朋友于危难之中吗？
你不能袖手旁观，要阻止他们去捉你的朋友。
他们人多势众，我阻止得了吗？
你可以和你朋友联手对抗啊。
联手对抗也无济于事，怎么办？
那就奋战到底！闹出个大新闻。
最后受伤的是我们两个人。
受点伤怎么了？你不觉得活在这样的气氛下，很憋屈吗？
是憋屈。
憋屈就要改变，不受点伤、流点血，如何能改变现状？
这位指责我的人，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受伤、流血的事情发生得多了，总会改变些什么。就像有人发牢骚说，不管问题多严重，不死人，便没人重视。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要受多少伤、流多少血、死多少人，才能改变现状。如果我流了血，现实马上改变了，至少看见我流血的价值。如果我流了血之后，还要流好多人的血才能改变现状，那少我一个人流血，迁就一下白色恐怖的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13.1.2鲁迅的不迁就
当然，不是说为了对抗白色恐怖，必须受伤、流血、送命，像鲁迅先生一辈子过得还算滋润，统治者给他发工资，他该骂照骂，不怎么去想“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杂文家，有学者考证，他之所以写那么多杂文骂统治者，原因之一就是手头紧、想多挣稿费，因为杂文容易写，只要我们知道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就可以把那些侵犯权利的事情找出来骂个痛快，不需要多少深度，不需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白色恐怖下的读者憋屈得不得了，看了鲁迅的杂文会感觉大快人心，市场需要这样的杂文。所以鲁迅写杂文，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这样说鲁迅，是不是有些不尊敬？
现在我们看到迎合市场需要的文章，不是鸡汤，就是搞笑，不是猎奇，就是下半身，不是抨击直男，就是抨击渣男，这些文章，当然与鲁迅雄文不可相提并论。鲁迅写杂文在考虑受众需要的同时，至少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担当。当然，当时的白色恐怖也允许他体现文人的担当，假如当时的恐怖气氛不允许他写批评统治者的文章，他会怎么办？有人推测，他或者坚持写而坐牢，或者停止批评。这样的推测低估了鲁迅的智商与情商，他作为绍兴人，一点都不缺师爷的精明与敏锐，完全有能力探得统治者的容忍极限。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生活的时代，照样有文人被捕或者被杀，而恰恰鲁迅安然无恙，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他运气好。
不管什么样的统治者，鲁迅都能进行聪明的批评。批评是文人的职责。正是这样的社会责任感，让他非常看不上弟弟周作人的怯懦，在国家危亡之时，回避现实，病态地敏感、细腻，没法经受时代风暴的考验（王元化《鲁迅与周作人》）。就像有人批评钱锺书在天下不太平的时候，竟然专心写作与当时时代没有半点关系的《管锥编》，完全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情怀。很奇怪，大家对文人的要求总是偏高，做别的职业，只要本职工作干好，就行，做文人，不仅要求文章写得好，读者喜欢看，还要在文章里心忧天下。似乎文人天天批评统治者，社会就会慢慢好起来，这把文人的作用看得太大了。没有社会团体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文人的批评很多时候只是徒增民众的烦恼。即使有了社会团体去一点一滴改善，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也不是为其摇旗呐喊，他们不仅批评统治者，也批评与统治者博弈的社会团体。鲁迅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都不会让你开心。天天不开心，有什么意思呢？读读周作人的散文、钱锺书的《围城》，兴许会有不一样的开心，鲁迅的文章让人忧愤，在周、钱的文章里，更能看到人生境界的高低。
13.1.3鲁迅式文人的无人理会
鲁迅没有迁就白色恐怖的现实，有风骨。不过，恰恰是白色恐怖提供给他写杂文的素材，如果制造恐怖的统治者突然大发善心，强力推行民主化，杂文家会感觉原来天天批评的对象突然没了，人人可以自由发言，每个人的观点都很重要，也就是每个人的观点都不重要，杂文家无论写多么精辟的文章，都淹没在民众的聒噪之中，于是生出深深的失落感，竟然会怀念当时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了，至少那时候可以看到自己文章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董乐山《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可是解体之后并没有出现知识分子的天堂，不是那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的俄罗斯。反而是社会动乱、人欲横流、贪污盛行、犯罪猖獗、道德沦丧，政治不择手段，人人为求生存而向钱看，无人再顾及精神需求了。著名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作者）回国希望继续对民众进行启蒙，在电视上开了个脱口秀节目，针砭时事，收视率极低。知识分子感叹自己的影响力是零。
为什么没有影响力？因为解体前与解体后的气氛不一样。解体前，大部分人不敢说话，少数文人跳出来说了实话，被当成英雄，就有名气有影响，这种影响大多数是告诉民众现实黑暗、需要反抗，至于如何有效反抗，文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文人的作用是解构，而非建构。解体后，情况不一样了，民众有了一些反抗的自由，这时候想要知道反抗的策略，文人无法成为这方面的导师，自然受冷落。董乐山认为文人缺乏影响力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政治观点差异很大，文人相轻，团结起来异常困难，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嘛。这是对文人性质的极大误解，如果一个文人在苏联是个刺头，到了美国就非常温顺，那他不是文人，只是意识形态的奴隶。文人宝贵的就是独立与批判性思维，文人一旦善于结成政治帮派，他们的价值将十分令人怀疑。
董乐山也提到，有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自我反省，认为知识分子仅仅抗议民众权利被侵犯是不够的，应该多关注环保、消费者权益、失业等具体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具体社会问题，需要专业的社会团体去关心，团体的组织者应该是政客，而不是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在领导、协调方面很欠缺。
也有苏联知识分子根本不关心什么具体社会问题，因为他们绝望了，不是对统治者绝望，而是对民众的冷漠太绝望，在他们眼里，民众为了一口残羹冷炙而什么都能忍受。这样的看法正说明了知识分子不善于发动群众，如果知识分子真能一呼百应，那并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而是国家的灾难。政客便不会抱怨民众冷漠，再冷漠的铁板一块，他们都可以打开缺口。政客没有鼓动空间，民众将永远冷漠下去。
即使政客成功鼓动了民众，各种社会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知识分子依然是受冷落的一个群体，永远不能享受到权威体制下曾经享有过的荣耀。民主化之下，知识分子批评统治者，不再显得勇敢。他们远离社会运动，观点也不再显得高明，反而可能幼稚可笑。他们看到什么不顺眼的，都要批评一番，如此刺头，谁会喜欢呢？
13.2晦涩版原文
而今，为了从一种法权形而上学（它抽去了一切经验条件）达到一个政治的原理（它把这些概念运用于经验场合），并凭借这个原理达到依照普遍的法权原则对政治的一个课题的解决，哲学家将给出：1.一个公理，亦即一个无可争议的确定的命题，它直接产生自外部法权的定义（按照普遍的法律任何一个人的自由与每个人的自由协调一致）；2.一个公设，即外部公共法律的公设，作为所有人按照平等原则联合起来的意志，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每个人的自由；3.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使得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中还按照自由和平等原则保持和睦（亦即凭借一种代议制），这就将是政治的一个原理，政治的活动和秩序如今将获得从人的经验认识得出，仅仅以法权管理的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如何合目的地建立为目的的法令。法权永远不必适应政治，但政治却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适应法权。
13.3通俗版翻译
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是政治家的奋斗目标，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政治家应该从经验中不断总结教训、完善法令，确保政治的安排可以更好地维护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政治必须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能为了迁就不完美的政治而无视人的合法权利。贡斯当主张在不完美的政治中为了防止别人利用我们的真话去伤人，可以适当说些假话，这在康德看来，就是迁就不完美的政治。
注：
1.本文是康德短文《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解读之十一
2.封面图片为俄罗斯纪录片《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海报，来自于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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