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幸福是其中一极。要是钟摆停止在它的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罗曼·罗兰用透析的眼光视命如钟摆，而余华便用《活着》阐述钟摆的晃动不曾停息。
“命”便是人生，“运”便是生活。把人生比作钟摆，没有任何机械性的影子，却成为揭开命运面纱的至理。两极就是所谓的“幸”与“不幸”，钟摆在这两极摆动，绝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极幸或极霉的一方。唯有咬住牙，活着，才能体悟“物极必反”，才能享受“苦尽甘来”的快感！
从内战、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徐福贵就体会了从命运的一极走向另一极的过程。家珍的钟摆断了，停在了痛失骨肉的悲痛中，在绝望中停止了摆动。而同样经历着这一切的福贵，虽然撑到最后，只剩下自己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日子不再黑暗，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幸”呢？钟摆不停，就看谁能撑到最后，追寻“幸福”一极。
麦家有言：“平庸的人只有一条命，叫性命；优秀的人会有两条命，即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则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他们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责任。”于我而言，凡是人都有这三命，怎么活，才造就了所谓的平庸、优秀与卓越。三者皆亡，才可称之为死。
这一观点，在《活着》一书中便得到了印证。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死亡重复”，它用反复死烘托了什么叫活着。性命亡而非使命亡，家珍、福贵、春生的死，反倒坚定了福贵对好好活着的渴望。家珍在听说春生要自杀时，竟放下了仇恨，说道：“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才是人性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露出它的崇高。
然而，只有活着，使命的绵延才有意义。家珍死了，而善美之命长存；但只有活着，才能感受这份至善。
小说叫《活着》，原来活着的人都死了；原来死的人懂得了什么叫活。徐福贵本来是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不懂事，又赌又嫖，俨然成了行尸走肉。而家珍就是小说中善的代表，她挺着大肚子去赌场求福贵回家，她本是富人家的小姐，却更重视责任，在福贵破产后仍选择不离不弃，可这样一个人，却没能挺到最后。
徐福贵，是中国过去六十年那一群人的代表；而他的命运，也是中国摸爬滚打辛酸史的映射。然而，这悲剧的结局看似是历史动荡时期的必然，实则是人性的对抗赛，是一个人的善与一群人的恶在道德的边界激战，一点点地吞噬了善者的希望。而善者，便用他们的死，让恶者彻悟。
离开小说，看看现在的时代，我们必须看清：善恶犹在，斗争不止。但我坚信，这是一个人的恶，是一群人的善，恶，终将灭亡！有的人，被摆锤巨大幅度甩到一边，摔得粉身碎骨；有的人扼紧摆锤，任命运大起大落，犹不放手！唯有正善恶，方可让缩小钟摆摆动的幅度，缩小“幸”与“不幸”的距离。
“滴答，滴答……”命在摆动，我要扼住摆锤，我要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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