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资料图)
记者手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新京报独家专访了文体娱领域的四十位“先锋”人物，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创新和耀眼的成就。新京报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续推出这些改变了时代的“先锋”人物专题。时评版会对应这些专题，刊载记者与这些人交谈过程中的生动细节，展示他们的过人魅力和精彩人生。
从新书出版到两会中的政协委员，记者采访过白岩松很多次。每一次的约访过程都堪称“零损耗”。在和白岩松的短信沟通中，每一条都是充满信息量的有效交流，“可以采访。具体时间下周一确定。”到了周一，“明后天可以采，晚上确定。”到了晚上，“周二下午四点采访。”
到了采访当天，白岩松也一如既往地守时、高效，准时来到采访地点之后，直接去擦了把脸，趁着光线好，先把照片拍了。白岩松不喜欢拍照，他不习惯在镜头前“摆样子”，但依然会很配合地完成拍照工作。
完成文字采访之后，进入到录制视频工作阶段。记者坐在白岩松对面提问，由于担心挡住后面的摄像机，记者一个劲地往边上挪。白岩松说，“你不用动，你就坐在我的正对面就行，录像的时候你不用找镜头，让镜头来找你。”
工作中的白岩松严谨、专业，生活中的白岩松很好接触。采访之后，他随手拿起桌子上一片山楂糕吃，然后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回头对我们说，“山楂糕很好吃，你们多吃一点。”
梦想始终是做一个好记者
作为“新闻人前辈”，和白岩松探讨媒体人面临的现状是采访他的记者的一大收获。“新闻”在白岩松看来，永远不只是一个行当，如果新闻只是养家糊口的一个行当，那新闻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是一个好行当，新闻事业里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那甚至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偶然收获的卑微的成就感。
白岩松的梦想始终是做一个好记者，一个好媒体人，这也是他至今的追求。“我做新闻常会遇到阻碍，沮丧常有，但总有新的新闻把你救了，会自然而然地带领你继续前行。”
“做新闻”或多或少要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使命感，因此这并不是一份可以让人轻易得到幸福感的工作，对于白岩松来说，他在职业之外的时光中幸福感足够多：踢球的时候、喝茶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发呆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喝酒还没喝高的时候。“做新闻的时候你要的不是幸福，是一种责任。”
当记者问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吗？白岩松“舍不得”了，“那可是我亲儿子啊！我难道还会让他干这个？他自己选择了学历史，挺好的。”
八十年代逼迫所有的人读书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也正好是白岩松的大学时代。回忆起当时各种新知识、新潮流的冲击，白岩松最大的感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逼迫所有的人读书，如果你不读书，就没有话语权，谈个恋爱都很难。“女孩都在聊萨特，不读书你跟人家聊什么？”
那个时候为了买到一本心仪的书，付出的劲头也不比谈恋爱来得少。白岩松回忆，一个礼拜日的下午，下着大雪，他正在床上躺着看书，突然同宿舍的哥们兴奋地回来了，说，“《宽容》出了！我买到《宽容》了！”白岩松二话没说，下床穿鞋、穿衣服，去坐342路公交车，终点站在小庄，那有一个书店，进去买完《宽容》，转身回学校。这是那个时候人和书之间的情感。
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更多的选择权
谈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白岩松坦言，他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每个人的平等和选择，而这个平等是在机制的平等。比如每年有2.6亿-2.8亿的农民工，过去是不平等，把农民摁在了土地上，但改革开放让人走了出来。
在白岩松看来，农民工走出来对中国整体面貌的改变不亚于高考对中国面貌的改变，因为它涉及的人更多。“想想我们好多人倒退一两代都回到了农村。我跟装修工人聊天，看着他们觉得真苦，但再一打听，他们的孩子有的在美国留学，有的在中国特好的大学读书，他们走出来，为下一代人的巨大改变做了重要铺垫，这也是一种平等，开始拥有平等的机会。他们的视野开阔了，对教育更加重视，所以这40年农民工为中国洗了多少牌，整体素质的洗牌。”
尽管如此，白岩松说，选择从来不意味着幸福，甚至有时候局部的痛苦会显得更大。没人追和四五个（追求者）定不下来是谁，说不清哪个更难受。现在的离婚率是远远高于包办时代，但是你能因为高于包办时代的离婚率，就选择不自由恋爱吗？“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点，是给了所有中国人更多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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