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鲁迅研究一样，胡适研究在中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它和思想有关。“左”的时候要鲁迅，“右”的时候要胡适，直到今天，胡适在正式的官方文件或者政治视野中，还很难说是一个正面人物，因为中国主流的“左”，在思想上其实并没有太大改变，但胡适在学界和一般读书人中的形象，早已还原到了纯正学人的地位，他是中国现代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位有自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当说，在学界，胡适的思想和人格已经超越了鲁迅，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胡适已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
胡适学识非常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卓尔不群的建树。在民国史上，胡适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好人：性格善良，脾气温和，学贯古今中西，身跨政学两界。与民国文人们娶三妻四妾、随便结婚离婚相比，胡适一辈子没换过老婆，与他的原配妻子江冬秀相伴到老。1962年，71岁的胡适先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会上突发疾病逝世。学者余英时说：直到今天，胡适依然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
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不少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之语。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
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学者余英时说：对胡适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我并不是要捧胡适，只是讲客观的历史。我的结论是：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学问简陋”“思想浅薄”，我也不想为他辩护。但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胡适还没有真正回到中国内地的日常生活里来，虽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已无禁忌，但往深处走，我们还有障碍，这个障碍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思想上的。胡适是安徽绩溪人，他的故居目前保存完好。我们的前总书记和胡适虽不同宗，但是同乡，他在任时，有可能回乡时顺便去参观一下胡适故居，但终于没有。也就是说，胡适还只能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他的思想和人格尚未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同，这可能就是胡适在今天中国大陆真实的历史地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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