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同，中外一家 一一陈

世界大同，中外一家 一一陈时洪《和谐》作品赏析

作者简介：陈时洪

中国红木艺术大师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赏石艺术配制传承人                                                                                          金华市工艺美术大师                                                                                              上海时时红文化艺术馆馆长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观赏石行业首席艺术家

世界大同，中外一家 一一陈时洪《和谐》作品赏析

一、作品赏析与品鉴

《和谐》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明代成化帝朱见深工笔画《一团和气图》，该作品形象出自“虎溪三笑”的典故，用东晋儒生陶渊明、和尚慧远、道士陆修静分别代表儒、释、道，体现了成化帝期望全国上下安定团结，并希望“三教合一”，以理国政的思想。陈时洪在此基础进一步延伸挖掘，最终确定以“和谐”为创作的主题思想，并创造性的把儒释道的代表上溯至文化的源头，分别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人代表儒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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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圆形代表苍天（乾），下部方形代表大地（坤）。整体看上去是一位和尚形象，即佛教谦和至尚的修行者。上部分，正面是释迦牟尼佛祖；左侧，头后挽发髻者是道教学派创始人被尊为道教始祖的老子；右侧，头戴方巾者为儒教学派创始人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的孔子。三位宗师，雕刻线条爽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呼之欲出的动态之美。下部分主体为底座，以中国古代文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为设计元素，代表东南西北四方位，并刻有曲线形螭虎纹与穿带云纹、万字纹，造型极其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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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作品创造性把儒释道融于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再现，象征性地反映了天、地、人和谐之道，同时该作品又有着“世界大同，中外一家”的新型全球文化观。故而该作品的延伸意义不仅仅寄托着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儒释道、天地人的和谐文化理念，更是代表着新时代超越种族、地域的全世界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间的大和谐的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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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哲学启示与文化意义

陈时洪先生的《和谐》作品，已进入国礼序列。先后赠送给前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前韩国总理李寿成、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秘书长曹方、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副主席罗纳德等著名人士。看似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但是却不可忽视该作品在在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上的积极意义。该作品很值得我们深思当下哲学、文化、艺术，乃至全球政治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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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精髓，基本体现在儒释道之间，古今众多的学者、政治家、哲学家们都在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古代的葛洪、唐玄宗、华严宗五祖宗密、王重阳、朱熹、憨山大师、雍正等，近现代的马一浮、汤一介、任继愈、黄心川等，海外的如韩国的崔致远、崔济愚等，日本的圣德太子，英国的康普勒斯东（Frederick C.Copleston）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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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因之，研究“三教合一”的种种关系，可以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和规律以及“三教合一”所起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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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汤一介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谈到一个外国人迷惑的问题，其言：“大约在十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

对此，汤一介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确实较之某些其他宗教之强烈“排他性”或更有利于避免宗教战争之发生。而帝王、朝廷的制度及宗教政策，“三教论衡”之形式，政权“礼教”、“法规”之约束对不同宗教思想文化之信仰起着一种外在的约束力，或也是可以从中总结有益之经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神灵崇拜多元化之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似也是可以作合理的解释。人生在世，总是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有美好的信仰将支持人获得幸福，因而信仰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信仰某种宗教，或信仰某种学说、主义，或信仰科学技术之力量，这往往取决于所处社会环境、生活经验、个人性格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等等诸多方面，关于宗教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总之，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三教归一”思想传统对世界“和平共处”，对“人类普遍和谐”应该会有所贡献。

故此在笔者看来，儒释道不仅仅是三种宗教，更是三种文化体系与学问，此三者的融合，对当下我国及周围的邻国、乃至全世界的宗教、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可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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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背景下，更需要高举儒释道视域下的和平发展的理念，如此更能从思想上理清思路，从而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其中坚持和谐包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陈时洪先生的《和谐》作品则恰恰契合了这一主题，有利于我们思考如何去倡导、理解不同文明间的宽容问题，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如何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达到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状态。

所以笔者认为陈时洪先生的《和谐》作品，有着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愿望，即希望追求一个“世界大同，中外一家”全球化的文化观。

台湾著名学者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指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存互动，是近代思想两歧性的一个突出表现，但与民族主义受到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不同，世界主义长期以来都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也感慨于此，其言“国土性空，物我一体，此义不明，人类终无宁日”、又言“今大多数人民以姓氏不同而互相歧视者，固已绝无矣。不特此也，吴越当日世仇，今则化为一家。由是言之，则今日国际种族之界限，将来亦终当消灭。”由此可知马先生认为人类本出一源，不论地域种族，悉皆平等。种族间的差别，不在种族本身，而在该种族是否知礼义。知礼义即为文明，不知礼义则为野蛮。并期待各种族都能“重德尚礼”，进入文明，从而维持种族之间的和谐关系。

梁启超先生在《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也说：“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由此可知提倡“世界大同，中外一家”是未来中国学术界乃至治国理政的大趋势。

综上所述，陈时洪先生的《和谐》作品，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文化的体现，启示着我们在交往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世界大同，中外一家”的全球大文化与和谐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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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汤一介《中国哲学史》、《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

楼宇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

马一浮《马一浮集》第二册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单国强《明代绘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