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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复仇的冲动
2017年秋，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一位名叫拉里•卡格尔的英语老师正在策划一个计划，要搞垮他所在的学校，因为他怒不可遏。在过去的十年里，学校被缩减了超过3亿美元的联邦基金。卡格尔任教于爱迪生预科学校，这是塔尔萨大学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但即使在那里，暖气和空调的使用时间也被严格控制。其他城市的教师说，他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课本，有的还要在老鼠滋生的教学楼里上课。很多俄克拉荷马的学校为了节省经费，一周仅开放四天。卡格尔告诉我说：“我每月的收入只有1980美元。”之前他在在佛罗里达教书的时候收入几乎是这金额的两倍。“我有三个上大学的孩子。我开的是一辆买了14年的旧车，行驶里程已有20万英里，前挡风玻璃破了都没钱更换。我不能再这样生活。”
卡格尔对教育系统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的妻子定了一条规则：不要在饭桌上大声喧哗。终于某天，他决定做点什么。他通过邮件问了几个同事一个问题，要是每个人都在同一天请病假会怎么样？卡格尔回忆说：“只要有六个教师在午夜打电话请假，那么当地就没有足够的可以代课的教师了。这就是釜底抽薪。”
卡格尔曾不耻于这种招数。但他对官方机构（爱迪生预科学校的行政机构、学校董事会、民选官员）解决问题丧失了信心。他曾向上级抱怨、曾参加学校董事会的竞选活动、曾向工会提出过不满、曾试图向家长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但都没有效果。
于是，卡格尔说服五位同事在同一天晚上打电话请假。正如他所猜测的，学校陷入了危机。课程被取消，校长办公室充斥着家长打来的电话，问他们的孩子为什么整天都呆在健身房。卡格尔开始吸收其他学校的老师参与进来。他借鉴了恐怖分子的一些活动组织原则。他说：“大家真的很害怕被解雇。所以，我告诉他们，‘不要给我真实的名字。只要按要求做就好。’然后，就有50名教师在同一天打电话请病假。我还给一家电视新闻台打电话，我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些教师如此愤怒。’”
事件播出后，卡格尔开始收到来自全州教育工作者的邮件和信息，刚开始是几十条、然后就是几百条。一时，几乎每份报纸都在报道西弗吉尼亚的老师们为了提高薪资和获得更好的教学资源走出教室的故事。肯塔基州和科罗拉多州的教师也开始了罢工。在俄克拉荷马州，石油工人们也开始了请“病假”。州长担忧事态扩展，于是就推动了一项给教育工作者加薪的政策，平均每位教师6100美元。但是该政策对于改善现学校的状实在是杯水车薪。
教师们的诉求没能得到满足，于是他们决定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通过邮件、短信、Facebook以及Twitter等工具互相协调后，全国数千名教师在2018年4月2日星期一那一天走出了教室。数百所学校的校长被迫关闭了学校，家长们不得不雇佣保姆或干脆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罢工的教师最初并没有太多的计划；他们甚至都没有统一的诉求。他们只是感到无法忍受，并且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感受。在抗议活动的第一天早晨，几千名教师突然出现在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市的州议会大厦前。媒体记者跟踪报道，照片在网上疯传。一周过去了，罢工仍在持续。多达8万人参加了那次游行。卡格尔对我说：“你知道吗？它就像火山。只有巨大的压力才能形成，然后吹向所有的一切。”
卡格尔的妻子和女儿（她已经被一名学校董事会成员解雇，因为卡格尔在媒体上攻击了这位董事）祈求他停止游行和当局谈判。卡格尔对我说：“我的家庭有了太多的争吵。我想停止，但是我无法停止那无时不刻的愤怒。”卡格尔也尝试着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他的思绪会不受控制的回到他的苦闷中去。卡格尔说：“我知道这伤害了我的家庭，但是我脑中所能想到的就是惩罚那些造成我长久痛苦的人。”
研究者们称这种愤怒中的现象（非但不能让事情变好，反而会形成互相指责-沉思-更加狂怒的循环）为“复仇冲动”。
尽管愤怒和复仇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但这两者是不同的情绪。仅仅是愤怒并不会引发复仇的冲动。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汤玛斯•特里普，曾对复仇进行过研究，他告诉我说，一旦存在“被称之为程序正义的体制公平性有被打破的感觉”，那么复仇就常会发生。如果人们相信社会机制仍然起作用，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有复仇的冲动。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失业工人相信裁员的过程是公平的（坚持流程、尊重资历、慎重评估工作能力），那么即便他们对结果不满意，也不太可能会去抗议或抱怨。但如果工人们认为管理者仅凭自己的喜好在玩弄规则，那么破坏行为就很可能发生。特里普说：“想想总统选举。每四年，大约半数国民感到深深的失望。但为什么他们不拿出他们的干草叉？因为一旦他们相信选举是一场公平的较量，那他们就可以忍受失败。但是一旦结果和过程都显得不公平时，就会引发骚乱。”
将复仇的欲望编码成我们会采取最后措施的情感是具有进化意义的。正如阿佛利尔所说，好的愤怒鼓励我们宣泄自己的不满并找到解决办法。像塞萨•查韦斯那样的领袖可以将愤怒重新定义为一种义愤，这可以将个人的不满转换成追求更公正世界的工具。但如果我们相信正义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复仇的欲望。我们不再期望我们的愤怒会被倾听，我们也不再认为可以找到合适的处理方式。相反，有一些人会不择手段的来保证他们的利益，谁挡在前面就对付谁。特里普说：“一旦我们开始复仇，就停不下来，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给对方足够的教训了为止。复仇的目的就是为了伤害对方。”
复仇的欲望是种不同寻常的情绪。当人们被伤害后，他们要报复回来。他们会觉得正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他们认为制度已不能维护正义。
对于拉里•卡格尔来说，学校的制度、州政府、甚至他自己的组织都会激起他的愤怒，没有例外。罢工停课半个月后，教师工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它的领导层决定认输。俄克拉荷马教育协会主席艾莉西亚•普利斯特说：“立法机构在对我们州未来教育的资助方面做得不够。”教师们应该回到教室。任何没有按时回去的就有可能被解雇。
卡格尔告诉我说，这种感觉就像被“打了闷棍”。“他们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就这样停止了运动，这种举动就是背叛。”虽然他们返回了教室，但是卡格尔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很快开始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表对工会领导层以及支持他们的老师的批评。不久之后，卡格尔在它的教室里发现了一张传单。几年前，他因酒驾被捕过；有人去市政厅复印了他的逮捕记录，并把它转给了老师和家长。逮捕令上的照片被传到了Facebook上。卡格尔确信这是支持工会的老师所为。
卡格尔说：“这实在是太讨厌了。我不得不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件事。这是我在教室里度过的最狼狈的一天。更糟的是，我知道有人想要毁了我。”
2018年的教师罢工在一些州取得了进展。但俄克拉荷马州的结果却喜忧参半。这些罢工激发了很多教育工作者从政，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让人饱受折磨的课堂问题的关注。但是，抗议活动并没有提高薪资、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教学物资。并且罢工破坏了教师与立法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立法者恰恰是可以帮助教师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位名叫凯文•麦克杜格尔的共和党州议员（他曾被卡格尔描述为“第一流的斗士”）多年来一直为提高教师待遇而斗争。麦克杜格尔告诉我：“我投票赞成每一项针对提高教师待遇的税收提案。你知道我在政治上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难道这就是我得到的回报？我都想说把这些人都绞死。他们会得到报应的。”
自从抗议活动结束后，卡格尔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遗憾，认为事情失控了。但他没有。他希望每个人应该斗争得更持久更猛烈。今年夏天，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在搜集关于对手性丑闻的流言蜚语，以此作为下一次斗争的筹码（后来他否认了）。他留在这个系统里的所有信仰都已蒸发。他并没有描述他对复仇的渴望；他说他专注于努力把事情做好，提高教育系统。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似乎经常越过了妥协的关口。在夏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学年，我们将让每个人意识到这场斗争没有结束。我不得不说这些，有时候你必须烧掉一些事情才能拯救它。”
尽管承认这点很难，但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你可能会有和拉里•卡格尔类似的感觉。你或许失去对国会、对教堂、对雇主的信仰。也许你有时会感到很生气，以至于尖叫也不能解决问题。你想让其他人也尖叫。就像卡格尔，你或许正在接近一个点，一个越过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点。你也可能想把什么烧掉。
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整个国家来说，这都是可怕。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激发愤怒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这种愤怒引发的党派分歧，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推向了普遍暴力的道路。最近有一篇论文提到，越是党派人士越有可能将对手受到的暴力行为合理化，在看到对手受到攻击时越会感到幸灾乐祸或漠不关心，甚至还会支持对其他团体进行人身攻击。政治学家莉莉安娜•马森和内森•考莫写道：“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拒绝暴力，但我们很多人都接受强烈的党派偏见，致命的党派偏见的流行程度有可能还会增长。”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感到担忧，甚至应该比已经感到的担忧还要担忧。我们现在的疯狂看上去似乎到顶了，解脱应该已触目可及。但我们愤怒的根源比当前的政治现状更深刻。
有线新闻、Twitter、比执政者更积极选举的政治家，他们做的每一件事的动机就是想让我们保持愤怒。但我们也感到一些内疚。
我承认在看到自己的对手得到报应时会感到暗爽。我讨厌有线新闻在全国性的谈话中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但是我还是听了。我谴责Twitter上的污言秽语，但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仍会被其内容影响，产生愤怒。我对国家的令人讨厌的党派感到悲哀，但我还是履行了我的投票权。
我的愤怒已成了我的包袱。可能你也一样。但是我们仍无法转身离开，置身事外。愤怒的冲动被深深的编码了，这种冲动是很真实的。那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V. 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愤怒
从表面上看，这是个疯狂的计划。一群以色列社会学家想进行一项伪装成广告宣传的实验。这些广告将在一个小型、保守的特拉维夫郊区播放，那里的大多数人是信徒，并支持右翼政治派别。实验的目的是说服当地居民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并认同以色列应该停止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其他特权。
他们进行实验的对象，吉瓦特什穆尔，是一个以强烈反对任何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地方。几年前，居民们站在高速路边，向经过的汽车扔石块。因为他们怀疑这些司机可能正在进行同性恋游行。
这项实验与绝大多数心理学传统学说背道而驰。关于如何减少人群间的冲突和偏见的最著名理论是“接触学说”：如果你能让彼此仇恨的每个人都以一种可控的、互相尊重的方式交谈，那么他们最终将开始文明的对话。他们可能不会彼此喜欢，但偏见可能会消失，道德愤怒也会平息。
研究人员认为，接触学说显然是那些从未来过以色列的人提出的。吉瓦特什穆尔的民意调查很清楚，居民们根本不想在巴勒斯坦人身上花时间。他们也不想让一群学者来教他们如何变得豁达。于是研究者们想到一个聪明的主意，不要告诉吉瓦特什穆尔的人他们错了。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与以色列邻国的无休止战争是很有意义的。总之，吉瓦特什穆尔的人们应该更加愤怒。
在一家广告公司的帮助下，社会科学家制作了一系列广告，庆祝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赞美为战斗而战斗的美德。一则广告显示了以色列英雄的标志性照片，并宣称：“没有‘战争’，我们就不会有英雄。为了英雄，我们需要冲突。”这则广告是用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飞行”（Flight of the Valkyries）记录的。另一则广告用特写镜头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士兵用机关枪抚摸一只小猫，而另一个步兵正扶老人过马路。背景播放“世界如此美好”的背景音乐。它的口号是：“没有‘战争’我们就永远不会有道德。为了道德，我们需要冲突。”这些广告，连同宣传册和广告牌，在2015年开始出现在了吉瓦特什穆尔。根据民意调查，在六周时间里，将近2.5万名居民看到了它们。
实验开始三天之后，所谓的“孤狼起义”开始了，研究人员认为，这场席卷全以色列的暴力攻击会导致吉瓦特什穆尔的居民更加分化。然而，当研究人员在广告宣传活动结束后进行民意调查时，那些实验开始时持极端观点的居民态度竟有所软化。认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以前的战争负有责任的右翼居民的比例下降到了23%。认为以色列应该对巴勒斯坦更具侵略性的保守派的数量下降了17%。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广告中没有提及定居点，但是超过78%的人认为以色列应该考虑冻结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修建计划。（与没有看到广告的附近城市的居民的数据比较，他们发现在同一时期这些居民的观点没有这种变化。）
在广告停播一年之后，一些居民已难以回忆起那次实验的细节，但调查仍显示出他们拥有较大的宽容性。那次实验不是灵丹妙药，但确实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成功的冲突干预活动之一。
社会科学家相信，这场运动起到了作用，因为那些广告没有告诉人们他们错了，而是同意他们（以让人窘迫且极度令人不快的方式）。研究员埃兰•哈普林告诉我说：“没人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愤怒的怪物。没人愿意被卷入到极端分子或愤怒边缘中去。”然而，有时候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极端主义者，直到有人把它用痛苦的方式呈现出来。
美国正处于斗争的中心，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还要继续盲目愤怒吗？还是将我们的愤怒看成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疾病？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消除愤怒，那只是白费力气。正如詹姆斯•阿佛利尔的研究显示的那样，我们需要我们的愤怒。我们需要它来向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表达不满。我们还需要道德愤怒来激发民众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左派和右派都没有对正义的垄断权；正义可以来自任何一方。那些历来被剥夺表达愤怒权利的人（梅托运动的妇女，“黑人生活”运动积极分子），尤其不应该现在就放弃斗争。
然而，我们不能保持这种狂热状态，否则我们会冒着丧失“好的愤怒”所能带来的好处的风险。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识别我们的愤怒属于哪种类别。以色列的研究者们举着镜子，希望吉瓦特什穆尔的居民们会被里面的镜像所震撼。美国人也会从他们的难以直视的反思中获益，并且我们不需要寻求社会学家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两年里，美国人都生活在吉瓦特什穆尔。总统在他的集会上说的那些事情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它们从本质上是一种荒诞的挑衅。反宗教积极份子和傲慢的男孩在街上争吵。有线新闻每晚的节目，甚至是午夜的喜剧节目，都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不管你是何种政治信仰，你的Facebook都会充斥着会让吉瓦特什穆尔的广告都自愧不如的荒诞内容。
当我们审视我们的愤怒的根源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愤怒是以别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的利益进行划分的。如果我们能停下来，去看到那些愤怒的商人自私的动机，我们就可能开始摆脱它们对我们的控制。
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这些愤怒的投机者。我们不满的核心是，对我们政府系统的崩溃的真实感受。拉里•卡格尔对于州政府拒绝给俄克拉荷马州的下一代进行教育拨款的愤怒是没有错的；他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修复这个系统的唯一方法就是摧毁它。
这个国家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政府让我们太失望了导致的。历史上，这种感觉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些变革运动的根源。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愤怒引向好的结果，而不是总想着战胜敌人，那么我们的愤怒也可以变成是进步的关键要素。
1968年2月，马丁•路德•金在卡耐基音乐厅告诉听众说：“人们若只有愤怒是不够的。”这是杜•博伊斯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金希望提醒在场的人他的教义，以及他的方法。金说，杜•博伊斯一生都是一个愤怒的激进分子。他极力呼吁抵抗。但是他也试图和他的敌人成为盟友。他抑制愤怒，希望找到和平。
正如金所说，抗议在纽约和巴黎发生了。士兵们在越南牺牲。一个月之后，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谈到杜•博伊斯时，金这样对人们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满足于用谩骂来释放情绪然后自鸣得意。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并团结人们，这样才能让它们的愤怒变成变革的力量。”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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